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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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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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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的开始，沈宝媛还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毕竟袍哥是一种带有秘密色彩的社团，其成员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出自己的故事，调查工作可能面临“地方势力的支助及阻挠”，所以调查的策略就非常重要。她尽量把调查变成日常的聊天，通过对袍哥的“有意无意的询问”，来得到他们“全盘真诚的回答”。[18] 例如她有时故意询问雷大娘一些老药方，或者在厨房中向她学习做菜，营造接近的机会，由此逐渐了解这个家庭生活的情形，以及“袍哥社会的一般内幕”。[19] 她在提问的时候，尽量运用“含蓄的询问方法，异常随和的态度”，以期得到“真实的回答”。她并没有向他们说明是为了收集论文资料，而只说是“为了好奇心的趋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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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沈宝媛对自己的调查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还是充满信心的，她觉得对“袍哥会社有了一个清晰与整体的认识”。[21]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雷氏夫妇几乎成了我们经常的客人”。同时，沈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拜访，“在许多个漫漫的黄昏，当夕阳的光辉斜照在金黄色的稻田中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作着客人”。由于雷的女儿淑英要到沈宝媛那里去补习英文，经常去燕京大学暑期办事处，因此她们交往非常密切，在一个月中，“友谊建立有更深的基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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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望镇”只待了一个月零十天，时间有限，不像人类学家能长时期待在一个地方进行考察。不过，由于成都和“望镇”距离不远，而且她和这个袍哥家庭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结束以后，她和这个家庭继续保持着往来，论文中所讲到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本书第十一和十二章的内容，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是在调查结束以后的持续交往中，雷的妻子和女儿向她讲述的。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但是我们也大体可以预测主人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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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结束以后，沈宝媛在1945年8月和9月的几个星期天，特意下乡去看过雷家几次。11月15日，雷大娘与她的女儿亲自来到成都陕西街的燕京大学校区（见地图4），12月8日又到学校玩了一整天，淑英还观看了学校学生演出的话剧《芳草天涯》，当晚就住在学校，第二天才回家。[23] 这些后来的交往，也有助于沈对雷家的了解，毕竟她在乡下只待了一个多月，持续的交往，才使她的材料收集“有了大体的轮廓”。由于没有限制的日常闲聊，“可以更深入的说到许多具体的东西”。次年1月19日，沈又带英国人克来礼女士及一位叫锦娟的学友一同到“望镇”，“乡下友人们热诚招待”。[24] 当天下午回学校时，沈宝媛又带淑英一同回校，淑英住了一晚，次日午后才回家。1月26日，淑英又进城看望沈宝媛，给她讲述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以后的几乎每一个星期日，她都到学校来，有时候是同她的母亲一起来。在“XX中学开学以后，她更搬来了陕西街”，这样她们每天都可以见面，这样使沈宝媛的资料收集更方便，最终使她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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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沈宝媛没有在这里透露淑英到成都所上中学的名字，而以“XX”代替，但我可以确认是陕西街27号的教会学校“华美女中”。抗战期间因为空袭，华美女中和隔壁的启化小学都停课疏散，燕京大学成都复课就是在这两个学校的原址。[26] 而华美女中的疏散地，应该就是“望镇”（即崇义桥，关于“望镇”与崇义桥的关系，见第十四章），因此淑英进入华美女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根据1940年11月18日叶圣陶的日记，他“与颉刚至崇义桥华美女中，颉刚应其校长范希纯之招宴，余则从子杰之嘱，顺便往视其校之国文教学”。[27] 崇义桥下辖的13村，其中之一就称为“华美”，很可能来源于这所中学抗战期间疏散至此地的历史。[28] 战后，华美中学也复校了，淑英“搬来了陕西街”，就是说住校了。在这段时间里，沈宝媛其实和淑英就住在同一个地方。到这个时候，沈宝媛的论文也快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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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1940年代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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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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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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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宝媛论文的封面，我们知道她的导师是徐雍舜，评阅者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和法学院院长郑林庄。另外，在前言中，沈还特别提到廖泰初提供了他自己关于哥老会研究的英文论文。[1] 由此可以看到，和沈宝媛这篇调查有关的论文指导老师，都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大名鼎鼎的先驱者（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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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调查中，沈宝媛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农村工作者”，这正是当时许多关心农村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者们的自我定位。[2] 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的目标。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渊源上看，沈宝媛进行的这项关于四川袍哥的调查，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1920—194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与早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重视乡村调查的一个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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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留美博士晏阳初的带领下，到河北定县进行乡村教育的实验。1930年代初，晏阳初利用在美国募集到的资金，把总部从北平搬到了定州城，并招募到不少大学生和留学生志愿者参加平教会的实验。[3] 1929年，梁漱溟在河南省北部辉县创建以乡村重建为目的的村治研究院，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他写有《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一系列著作，阐明他的乡村建设主张。[4]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在1930年写的《乡村建设》一文中，强调教育是乡村第一要务。1934年写有《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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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四川便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基地。抗战后晏阳初的平教会把重点放在四川的乡村教育方面。1936年春，平教会和四川省政府合作，筹组设计委员会。次年4月，四川省政府定新都为实验县，直属省政府，计划三年完成实验。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采纳了许多平教会多年来在定县、新都等地实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基于四川的特殊情况和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决定在四川率先实施，由平教会协助。国民政府指定四川全省各县于1940年3月1日实行新县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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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19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达上千处。如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河北定县，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邹平，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北平清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大多是以平民教育为中心，形成了广泛的乡村教育运动。[7] 这些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关注农村教育、农村地方自治、改良农业、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等；还力图解决农民的借贷问题，如成立借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以解决他们资金上的困难；提倡合作，帮助组织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预防各种传染病，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在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杀女婴、婚丧陋习等方面，开通民智。1945年夏天沈宝媛在“望镇”调查的时候，燕京大学也在那里设立了补习班。正是由于补习班的工作，才使沈有机会接触和深入了解雷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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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分不开的。抗战爆发后，各地高校因战事停办的非常之多。国民政府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布置战区学校的内迁等事宜，抗战初期，东南沿海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未动外，大多迁往西南和西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事起后，迁入后方复课者77校，停课者17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迁上海租界内的高校继续内迁，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亦迁往成都。[8] 次年燕大在成都复校（定英文名为Yen Ching University in Chen Tu），在战争环境中继续进行教育事业。燕京大学为复校的选址颇费周折，最后终于选在陕西街华美女中和启化小学的旧址（地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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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主任先后由李安宅、林耀华担任。学校还根据战时形势，进行边疆社会调查、城市社会服务、农村社会服务等工作。在这种学术的大氛围下，沈宝媛选择这样一个调查题目，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燕京大学学生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有相当的发展。1944年10月15日，各大学的进步分子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代号M.S.），其中包括燕大的地下党学生。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在农村，了解农民和农村一直是共产党人十分强调的。所以当时的燕大学生深入农村，除了受那些社会学和人类学老师们的影响，也是响应共产党“到农村去”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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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民协”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与农民接触，利用暑假组织同学参加“农村工作队”，到成都附近的农村送医送药，举办夜校，宣传抗日，进行农村调查，了解租佃关系等。[10] 燕大的共产党员通过“民协”认真组织了这次活动，使参加活动的同学初步体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有的同学说：“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农村的实际教育了我，使我下决心一生走革命的道路。”[11] 因此，虽然我没有发现直接资料说明沈宝媛的这次考察是由共产党组织的，但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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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民众、鼓励学生实地调查的风气，对沈宝媛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她说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非常向往农村的生活，喜欢田园间的自然景色，对于熙熙攘攘的城市兴趣不大。她还觉得乡下人淳朴，而对“城市狡猾人们”有所提防。所以来到乡村，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着秀丽天成的景色，使她有一种找到归宿的感觉。因此她承认，这次调查，也是“由于自私的原因”，因为她觉得“在烦嚣的城市里永得不着宁静，使我更思恋于寂静的乡村生活”（图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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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当时燕京大学“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她有着同情下层民众的情怀。当她欣赏田园之美的时候，想到农民耕耘的辛苦与劳累，心里就会有一种“深深抱歉的感觉”。她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农村工作者”，对农民有着“同情与爱戴”，渴望“与农民一块生活、一块玩耍、一块工作的机会”。可以看出，当时的沈宝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对自己优越的家庭和教育条件，有一种内疚感，试图以“学习纯朴与勤苦来改变一下浮夸的积习，回复到人类自然的天性”，所以她有着要为“农村服务的志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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