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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乡场上买粮食的农民。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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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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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透露了一些细节，称是“土匪”组织了抗粮，如工作组在召开“调征公粮群众大会时”，“一个叫王二哥的土匪头子就公开煽动群众抗交公粮”，并宣布散会，“群众一哄而散”。显然这个王二哥对征粮的态度在农民中有一定代表性，所以得到了响应。这里所称的王二哥这个“土匪”头子，应该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打家劫舍的歹徒，很可能就是袍哥首领。后来在官方文献中，把参加和组织暴乱的人统称为“土匪”，把镇压抗粮的运动称为“剿匪”。王二哥也因为参与“土匪叛乱，杀害我工作组员，被人民政府逮捕枪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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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崇义桥征粮的细节缺乏了解，但是根据一项对1949年底和1950年初四川江津的所谓“大户加征”的研究，江津县人民政府当时按照当年征粮配额，“增加六成普征”，主要针对所谓的地主和富农“大户”，而实际加征率是将近80%。因此造成有些地主拿不出粮食，“用地来抵公粮了”。当地主无法承受高额加征时，“普通农民被要求增加税额”，不少所谓“富户”，只好通过“借贷”来“完清公粮”。而且完粮的运输也是由他们自己承担的，“纳税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有的家庭“连六十岁老头，十二岁小女、太太、小姐都参加了运输”。那些没有存粮且无处借贷的“大户”，情况更为糟糕，征粮人员到这些人家坐催，交不上粮就不走，甚至“开大会批评”，或“送政府暂时扣押”，乃至“处罚打骂”，成为实际上的“暴力征粮”，他们面临着“经济与肉体的双重打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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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县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四川的普遍情况。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川西平原的所谓“大户”非常之少，因此这些加征负担不得不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在他们（无论是大户还是普通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之时，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袍哥再次充当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者，开始以组织的力量与新政权对抗。地方政府所称的“土匪”暴乱，也因此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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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也可能是武装暴乱的发源地之一。1950年1月，一支24人的征粮工作队到新繁县征集粮草，28日，在步行至崇义桥时，“天色已晚，就地宿营。是夜，土匪抢劫群众。我们用喊话和鸣枪的办法，虚张声势，土匪摸不清虚实，被迫退去”。天快亮时，继续行军，傍晚时分，赶到了新繁城，这个地区，有以集军警、袍哥、土匪为一身的“通天土匪”何载之为首的“土匪势力”进行抵抗，新繁地区“匪患猖獗”，甚至“大白天杀人越货”也时常发生。[10] 我们知道何载之是新繁袍哥同乐公社的首领。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参加了武装抗粮的袍哥，在这时都统统被称为“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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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0日夜，新繁突然发生“土匪暴乱”，下乡征粮工作人员30人遇难，还有不少“农民征粮积极分子”惨遭杀害。一时“谣言风起”，例如一首童谣称：“空空空，四川粮食要集中，饿死贫穷汉，气死富人翁。”充分说明这一次所谓“土匪暴乱”，实质就是反抗征粮，而并非“妄图一举摧毁我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叛乱在解放军的“军事围剿、政治瓦解下”，很快便平息了。[11] 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新繁县政府共计镇压了600余人。最多的一次，是八乡一镇同一天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匪首、恶霸分子”100余人。何载之后来到公安局“登记”“自首”，最后死于狱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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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袍哥在共产党到来后，和前此其他时期一样，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就采取武装对抗的办法。但是共产党稳定地方的能力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所能同日而语的。当袍哥选择和新政权对抗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崇义桥与新繁县几乎属于同一个地区，因此这份资料从相当的程度上也透露了崇义桥，或者说“望镇”袍哥的最终结局。共产党也在崇义桥进行了征粮，这是毫无疑问的。雷明远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可能他加入暴乱组织，和新生政权进行对抗；可能他由于抽鸦片，已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财产值得他拼命去保护了；也可能鸦片已经彻底摧残了他的身体，当共产党到来的时候，他的坟头早已经长满了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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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五部分 事件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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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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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研究秘密社会，我们可以依靠的大概有以下若干种资料：档案、个人记录和回忆、文史资料、报刊、社会调查等。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文学资料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虽然档案是最基本的资料，也是历史研究最可靠的记录。但是，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档案的局限，因为档案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曲解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N.戴维斯的名著《档案中的虚构》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阐述。孔飞力在《叫魂》中，也指出清刑部档案中的许多供状，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不足为信。[1] 因此，我们在使用档案的时候，既把其作为历史的记录，也作为一种需要分析的文本。当我们把一份档案作为历史资料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个档案背后的故事，它是怎样制作和保存下来的。而当我们把其作为一种文本，就要问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现，其形成和保存之后隐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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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袍哥的档案资料并不丰富，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多是情报性质，一些由政府收集，另一些是地方上所谓“绅民”的密报，往往只有动态，缺乏故事。但是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通过雷明远的故事，提供了关于袍哥生活的生动细节。正如我们所知，从清朝到民国，政府对秘密社会的态度始终是敌对的，这些情报的收集，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而地方“绅民”的密报，则有着多种可能性：一是按照政府的法令，知情者必须报告，否则将受到惩罚；二是可能受到袍哥的侵扰，要求政府施加保护；三是地方权力的竞争者，试图以密报的形式，利用国家的力量，在权力的争夺中将对手置于死地。不过，从这些档案中，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对袍哥活动的信息掌握，了解他们对袍哥信息收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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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袍哥，有各种不同的叙事和叙事方法。这些叙事，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政治背景，因此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可以比较这些叙事，从多个角度来构建这个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各种袍哥叙事中，有些是当时人留下来的记录，是同时期（如本书所使用的1940年代的资料）人们对袍哥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知识分子的记述，有些是社会学的调查。也有不少是1949年以后的记述，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有相当的距离，这包括袍哥个人回忆亲身经历，或者是别人为袍哥撰写的历史。我想指出的是，这些资料，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信史，但是它们为我们了解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都是珍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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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沈宝媛的调查作为基本资料，同时也使用了上述各种形式的资料，力图写出一部对袍哥的多维度观察。认识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种资料都提供了对某个历史事件和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种文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描写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真实和虚构两方面的因素，即使虚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中产生的。因此它们在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可能误导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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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从哪些方面让我们看到袍哥的不同面相？从官方的角度，我们看到虽然政府也的确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在共产党1949年年末接管四川之前，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势力的扩张。虽然民国政府公布了那么多禁止哥老会的禁令，但在档案中却看不到真正意义上打击这个组织的运动，这是和1949年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的。应该认为，民国时期袍哥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这种纵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当然，袍哥在四川的发展和四川民国时期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四川直到1935年以后，才真正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正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袍哥奠定了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1920—1930年代，袍哥弥补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包括参与税收和地方治安。如果没有袍哥，社区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混乱。当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把四川置于统辖之下以后，袍哥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政府不但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打击，而且必须更多地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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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再次证明，在抗战时期的四川，地方领袖几乎都是袍哥成员。这也印证了本书开篇所引用的廖泰初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关于袍哥在四川成年男性中比例非常高的说法。在雷明远捉匪的事迹中，袍哥是土匪的克星，在地方安全上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但在官方——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产党——的历史记述中（包括本书引用的关于贺松的记述），他们却与土匪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清代，干脆就称哥老会为“会匪”。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基本继承了这个话语传统。[2] 这个现象可以有若干种解释：因为袍哥背景的复杂性，不可否认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官方话语的影响，使袍哥消极的方面被放大；1949年以后政权对袍哥形象的再创造。在现代国家话语中，袍哥都是无恶不作的恶棍，但是沈宝媛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和一个袍哥家庭建立了友谊，这是否暗示当时他们的形象并非那么可怕，或者说相当大部分袍哥，看起来和一般平民也差不多？雷明远失佃的事情是耐人寻味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似乎可以轻易迫使地主继续将土地租佃给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他可以杀人，但是在佃田的问题上确实无能为力，最后导致了其权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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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小说是最上不了台面的资料，其实，文学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着独特的用处。正如M.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3] 沙汀所描述的故事离真实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如果我们了解沙汀的写作方式和故事源泉，就会发现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性。沙汀的写作类似另一位四川乡土作家李劼人，李在1920年代写了《市民的自卫》，1930年代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历史小说，被文学批评者称为历史的“纪事本末”，缺乏革命的浪漫主义。[4] 李劼人小说的背景，即成都和成都周边的乡镇，和崇义桥（或“望镇”）几乎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同李劼人类似，沙汀的小说都是根据他对四川乡场的个人观察和经历写出来的。例如《在其香居茶馆里》所涉及的茶客、聊天、文化、习俗等都是有所根据的，诸如联保主任、壮丁、兵役科、讲茶、喊茶钱、团总、哥老会、打醮、派款、收粮等等。沙汀后来回忆《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创作时，也承认这基本上是写实：“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5] 就是说，沙汀所写的人物和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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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袍哥大爷蔡兴文的回忆，有相当的资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有些事情回忆者并不愿意讲出来，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袍哥的面貌，很可能不是完整的，而只是讲述者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面貌。另外，这些老人在回忆历史的时候，也难免落入国家话语的俗套，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回忆，也难免用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经常是无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其准确性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他们的回忆来重构历史，而需要其他材料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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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史资料的使用是我们最要小心的。尽管文史资料所提供的事例具体生动，但由于其政治化的表达，明显的先入之见和政治倾向，会影响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因为撰写人难以完全持公允的态度。本书所引述的关于贺松的叙事便大量使用情绪化的形容词，诸如“专横独断”“残忍狡诈”“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疯狂地垂死挣扎”等等，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当然我们应该理解，一个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人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地方政府、政策、人事、历史、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地方文史资料的编写体例留给他们的自由空间并不多，我们不能苛求。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努力，才抢救了大量地方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一些资料和故事就永远消失了。如上一章关于征粮的文史资料，就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共建政初期地方暴乱的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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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有些什么共同点呢？综合多种袍哥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在若干方面显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书所提到的贺松是学校教师。不过其成员大多不是正统精英，而是以下层和边缘阶级为主，所以袍哥难免被正统精英所歧视。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并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以成都为例，“哪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这样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6] 其实，许多学校的校长也是袍哥成员，所以有人才指出，袍哥控制了教育资源，对学生大量参加袍哥组织，有着十分的担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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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烈扩张，其实是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的。过去四川地方社会有着各种民间组织，在地方治安、经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清明会、土地会等。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摧毁了这些社区和民间自治组织，但是政府又无力填补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给袍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资料还证明袍哥进入了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本书的主角雷明远，以及多次提到的贺松，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甚至通过地方选举，进入地方议政机构。我们还看到，虽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组织，但是他们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府服务，地方上许多事务都要依靠他们来实行，如贺松成为修机场的民工大队长。甚至有些袍哥从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转身成为合法政党组织的负责人，贺松成为青年党县党部主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说，袍哥在四川乡村权力结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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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边缘化的人群时，我们都会面临怎样发现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鲜有关于他们的真实记录。即使我们发现一些有关信息，也几乎都是由精英们记录的。过去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资料，特别是地方官（包括从总督到知县各级官员）的报告，还有那些屈打成招的供词。在这些资料中，下层人民的声音消失了。正如C.金兹堡（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过去农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是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和中介而得到的。”这也导致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发出“庶民是否能发声”的疑问。[8] 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早在1950年代霍布斯鲍姆研究“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时，便把叛乱者的信件、谈话、秘密誓词等作为“他们自己的声音”，力图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建构边缘人群的历史。[9] 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是找到他们自己声音的一种努力。她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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