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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记录袍哥这个组织历史的最佳的资料，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独特的语言。我们缺乏了解秘密社会隐语形成的详细资料，不过，从袍哥的“圣经”——《海底》和《江湖切要》等资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的挑战，加之这个组织更进一步卷入政治，使其语言更加政治化，手势和茶碗阵也显示着反清意识。这样，黑话成为与政府对立的反文化的表达，袍哥组织也借此日益扩大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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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海底》这样的文献，来考察他们的隐语和暗号，以揭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为，观察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怎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种语言成为帮助其组织及成员生存的工具。《海底》其实也是袍哥的历史，是他们自己声音的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J.斯各特所说的“隐藏的文书”（hidden transcripts），即那些显示“下层集团政治”（subordinate group politics）的文字。或者如R.古哈（Ranajit Guha）在研究庶民史时所界定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在分析“隐藏的文书”或“历史的微声”时，我们可以发现“下层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10] 袍哥的秘密语言与教规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反映，是清代次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11] 在研究他们的语言及文本时，我们不必像斯皮瓦克所认为的“庶民不能发声”（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那样悲观。[12] 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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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乡场上搬运木头的苦力。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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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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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袍哥早期历史的资料，揭示了这个组织反清政治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其文本，我们得以了解袍哥一部分真实的历史，另一部分却与想象的历史相纠缠。我们所看到的袍哥，既是反清的政治团体，亦为打家劫舍的帮伙。通过使用加密的语言和手势，一个陌生人可以建立与其同党的联系。通过摆弄茶碗、吟诗，以及谨慎的对话，来自三教九流的袍哥们都能够汇到反清的大旗下。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袍哥是正义的勇士，负有推翻清廷的使命；从政府的观点看，他们是叛乱者和犯罪团伙，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而对一般民众而言，对袍哥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得其保护和关怀者，当然心怀感激之情，反之则难免有愤恨之心（图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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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成都江湖海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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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成都江湖海底》，成都刘双合刻板，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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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把隐语定义为“由某些特定的行业或秘密社会”所使用的社会方言，这种语言“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区别于其他‘私语’、行话以及‘俚语’”。因此，隐语“产生于一种特别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且它“成为了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在语言学家看来，一般而论，隐语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眼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没有标准语稳定，一旦其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词汇便取而代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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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袍哥的情况与这个一般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广为散布，但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各分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话已为人所知，新词也已出现，但旧词继续为成员使用。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话”越来越多，与此相应，新词汇和说法也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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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发现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等。第三种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中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汇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种种非法行为。这些非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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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应该估计到，由于袍哥是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集团，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集团提供依据。这个组织希望他们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从这个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语言的广泛流传，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他们的黑话和暗号从秘密到公开，在街头或茶馆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所听所见。通过与像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者结成联盟，袍哥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不过，许多参加这个组织的下层民众对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们加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或作为生计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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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我并非宣称袍哥的秘密语言是四川所特有的。相反，我们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现象。我们知道，袍哥与其他秘密社会有着共同历史渊源，其起源也与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袍哥的经典《海底》也为其他秘密社会团体所使用。因此，这些秘密社会集团有着类似乃至共同的沟通联络方式也并不奇怪。事实上，隐语也不像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隐蔽。当袍哥讲黑话、摆茶碗阵、吟诗时，从他们神秘的联络方式，外人可能大体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当一个袍哥遇见同样讲隐语的人，即使他们此前从未谋面，也会视之为同伙，信任并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秘密的惯习和协定都反映了一定社会环境中特殊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一个与这个群体毫无瓜葛的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看见两个袍哥正在接头，对他来说无非是在观看一个有趣的表演而已；但对这两个同道中人，则可能是生死攸关，因而仪式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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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行为把袍哥与他人区别开来，自然也会引起不相干之人的好奇。而且，他们令人疑惑的行为本身既是谋生的手段，亦为向地方权威的挑战。不过，因为袍哥对他们的身份和对《海底》之类的秘密知识是如此骄傲，有时看起来仪式的形式比联络本身更为重要，他们仿佛沉浸于自己的表演，在真实的社会戏剧中扮演着栩栩如生的角色。虽然政府在其反复颁发的政令中，要求人们报告这类所谓“形迹可疑”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难以奏效，因为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一般民众，只要袍哥成员不捅大娄子，或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还是乐意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与这个地方的强大势力和平相处，只有在“上面”严令督察时，才会有具体的行动。这种各方力量的默契关系，可能也是这个组织能长期兴旺发展的公开的“秘密”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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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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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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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沈宝媛的调查为基础，利用档案、文学作品、回忆录等文献，试图从多角度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故事。贯穿本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是调查者，即事件观察的主体，也就是沈宝媛和她的老师们——曾经开创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驱们；二是被调查者，或事件中的人物，即那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所关心的对象，包括农民、农村，以及最重要的农村地方势力。这两条线索相互交叉，展示了故事记录者和故事中心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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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条线索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两个中心论题：第一，1920—193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使我们认识袍哥成为可能。那些受西方影响和教育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农村工作者”（第十四章专章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们的农村社会调查，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成为我们今天了解袍哥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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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在四川历史悠久、最有影响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主宰的角色。虽然它是一个长时期与国家进行对抗的非法组织，但依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严密的组织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兄弟般的成员关系，它发展成四川最具影响的民间势力。在1940年代，它的力量已经扩张到地方政府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不得不和它合作的地步，这个组织的地方首领，实际上成为地方基层组织的领导。一方面维持着地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亦是地方抵抗国家控制的最顽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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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回答四川秘密社会的许多问题：到底袍哥及其组织是怎样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的？这个组织与乡村社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个组织的影响？我们将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什么，发掘什么样的秘密？这个研究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雷明远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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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本书中，我写的是两个人，一是袍哥雷明远（也包括他的家庭），二是故事的讲述者沈宝媛。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地域、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是由于某种机缘，使他们在1945年的夏天有了交集，一个是被调查者和被描述者，一个是调查者和讲述者。两者互动，述说历史。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三个人的三种叙事，除了雷和沈外，我自己也在与他们进行对话，试图通过沈宝媛的描述，理解袍哥大爷雷明远。因此，这本书所讲述和观察的历史有三层，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的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透过一个受过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来观察袍哥活动及其家庭；最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多年前的秘密社会，观察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认识和看待袍哥这个秘密社会团体，并从中发掘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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