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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袍哥的情况与这个一般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广为散布，但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各分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话已为人所知，新词也已出现，但旧词继续为成员使用。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话”越来越多，与此相应，新词汇和说法也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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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发现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等。第三种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中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汇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种种非法行为。这些非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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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应该估计到，由于袍哥是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集团，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集团提供依据。这个组织希望他们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从这个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语言的广泛流传，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他们的黑话和暗号从秘密到公开，在街头或茶馆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所听所见。通过与像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者结成联盟，袍哥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不过，许多参加这个组织的下层民众对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们加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或作为生计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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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我并非宣称袍哥的秘密语言是四川所特有的。相反，我们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现象。我们知道，袍哥与其他秘密社会有着共同历史渊源，其起源也与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袍哥的经典《海底》也为其他秘密社会团体所使用。因此，这些秘密社会集团有着类似乃至共同的沟通联络方式也并不奇怪。事实上，隐语也不像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隐蔽。当袍哥讲黑话、摆茶碗阵、吟诗时，从他们神秘的联络方式，外人可能大体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当一个袍哥遇见同样讲隐语的人，即使他们此前从未谋面，也会视之为同伙，信任并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秘密的惯习和协定都反映了一定社会环境中特殊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一个与这个群体毫无瓜葛的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看见两个袍哥正在接头，对他来说无非是在观看一个有趣的表演而已；但对这两个同道中人，则可能是生死攸关，因而仪式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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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行为把袍哥与他人区别开来，自然也会引起不相干之人的好奇。而且，他们令人疑惑的行为本身既是谋生的手段，亦为向地方权威的挑战。不过，因为袍哥对他们的身份和对《海底》之类的秘密知识是如此骄傲，有时看起来仪式的形式比联络本身更为重要，他们仿佛沉浸于自己的表演，在真实的社会戏剧中扮演着栩栩如生的角色。虽然政府在其反复颁发的政令中，要求人们报告这类所谓“形迹可疑”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难以奏效，因为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一般民众，只要袍哥成员不捅大娄子，或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还是乐意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与这个地方的强大势力和平相处，只有在“上面”严令督察时，才会有具体的行动。这种各方力量的默契关系，可能也是这个组织能长期兴旺发展的公开的“秘密”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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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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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沈宝媛的调查为基础，利用档案、文学作品、回忆录等文献，试图从多角度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故事。贯穿本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是调查者，即事件观察的主体，也就是沈宝媛和她的老师们——曾经开创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驱们；二是被调查者，或事件中的人物，即那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所关心的对象，包括农民、农村，以及最重要的农村地方势力。这两条线索相互交叉，展示了故事记录者和故事中心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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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条线索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两个中心论题：第一，1920—193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使我们认识袍哥成为可能。那些受西方影响和教育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农村工作者”（第十四章专章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们的农村社会调查，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成为我们今天了解袍哥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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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在四川历史悠久、最有影响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主宰的角色。虽然它是一个长时期与国家进行对抗的非法组织，但依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严密的组织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兄弟般的成员关系，它发展成四川最具影响的民间势力。在1940年代，它的力量已经扩张到地方政府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不得不和它合作的地步，这个组织的地方首领，实际上成为地方基层组织的领导。一方面维持着地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亦是地方抵抗国家控制的最顽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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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回答四川秘密社会的许多问题：到底袍哥及其组织是怎样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的？这个组织与乡村社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个组织的影响？我们将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什么，发掘什么样的秘密？这个研究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雷明远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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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本书中，我写的是两个人，一是袍哥雷明远（也包括他的家庭），二是故事的讲述者沈宝媛。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地域、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是由于某种机缘，使他们在1945年的夏天有了交集，一个是被调查者和被描述者，一个是调查者和讲述者。两者互动，述说历史。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三个人的三种叙事，除了雷和沈外，我自己也在与他们进行对话，试图通过沈宝媛的描述，理解袍哥大爷雷明远。因此，这本书所讲述和观察的历史有三层，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的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透过一个受过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来观察袍哥活动及其家庭；最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多年前的秘密社会，观察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认识和看待袍哥这个秘密社会团体，并从中发掘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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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绿林好汉和盗匪都是反抗政府的力量，他们经常在不公平的社会寻求正义。他指出侠盗们往往是农民出身，被政府与地主乡绅视为罪犯，但是“民众却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崇拜”。因为在民众的眼中，他们成为“勇士和复仇者，献身正义的勇敢斗士”，甚至是“自由的领路人”，所以他们能够“得到崇拜和帮助”。侠盗甚至得到当地士绅豪族的援助，因此，侠盗活动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普通农民与匪徒、暴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他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侠盗活动也就消失了。例如在欧洲，17世纪以后完全看不到罗宾汉这样的侠客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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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在四川所做的关于袍哥的调查和口述资料，在相当程度上也给我们展示了霍氏所指出的那种侠盗的面相。例如崇州元通镇百姓讲到大袍哥黄氏几兄弟的时候，仍然显示出崇敬之情，他们还记得黄氏兄弟“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慈善救济的活动，例如施米等”，而且也“少见到其欺压百姓的事情”。不过他们的手下人，也有“仗势欺人”的事情发生。黄氏兄弟在镇上开有一家药铺，“会有施药给穷人的善行”。在年关时，还会免除“这一年赊欠的药费”。袍哥大爷在年关时也会召集保长，要求他们每甲捐出几斗米，分与困难的百姓。[2] 因此，相当一部分袍哥并非十恶不赦的歹徒，而是有点像梁山好汉那样的草莽英雄。霍氏把落草的好汉、黑手党、暴民等，都看作是“原始的反抗”，即对国家暴力的一种反抗。如果霍氏研究袍哥的话，几乎毫无疑问会将其划入这样的集团。这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者的研究中，袍哥是作为人民的对立面，以及人民的压迫者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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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发现，绿林好汉产生于乡村而不是城市，他们对于贫富、强弱、治者与被治者的情况都很了解。民众几乎不会帮助当权者去逮捕杀富济贫的盗匪，反而是保护他们。只有那些扰民的盗匪才会被人出卖。[3] 在《盗匪》（Bandits）一书中，他继续阐发这样的观点。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侠盗并不是“因为犯罪而走向匪徒的道路”，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违法行为的牺牲品”，要不就是因为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而非“侵犯了老百姓”，因此“深受迫害”。他们能够“锄恶扬善”“劫富济贫”。除了自卫和复仇，“从来不滥杀无辜”。当他们金盆洗手以后，会回到曾经生活过的社区，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普通居民”。这些特质，和我们所熟知的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如出一辙。因此，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这个意义上的“匪徒”，和我们今天的犯罪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渴望建立一种“正义”的世界。他还指出，侠盗属于农民，如果不了解农民社会，就不能深入了解匪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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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还发现，侠盗活动一般有其固定模式，他们想“维护传统”，试图把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其原来应该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锄恶扬善，匡扶正义”。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一点都不激进，例如允许富人剥削穷人，是在被传统所接受的“公平”范围之中；也允许强者去压迫弱者，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还要求富人与强者加强社会良知以及道德责任感。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侠盗们只是改革者，而并不是革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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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作为革命家，匪徒们的活动本身“并不会造成一种社会运动”，也许“不过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替代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最容易产生匪徒的地方，是那些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或是穷得雇不起当地劳力的农村，就是说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地方。他注意到游牧经济、山区、贫瘠的地区最容易产生这种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些无法融入主流的农业社会的人，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也容易成为匪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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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袍哥，与霍布斯鲍姆笔下的盗匪，既有相似的地方，亦有很多不同。如果我们把清代的袍哥和霍氏的盗匪进行比较的话，会看到他们都是反体制的团体，都是和国家机器与权贵抗争的勇士。如果说霍氏的盗匪多来自农村，那么袍哥在城乡都分布广泛。但是，1940年代的袍哥，与霍氏的盗匪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区别。袍哥在乡村社会中，已经成为地方权威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并非政府承认的合法社团，另一方面他们在地方行政，特别是乡及以下的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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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报纸关于袍哥的文章一般是誉多毁少，或者至少是毁誉参半，和1949年以后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昔日的袍哥成员，现今几乎都一一作古，只有极个别留下了自己的回忆，而且他们的回忆还是在1949年以后限定的政治话语中形成的。目前我们对袍哥的认识，基本依靠历史上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些资料以官方的档案为主，加上其他有关的公私记录。这些现存的资料，其实也就是从清初到现在三百多年时间内，政府和精英塑造袍哥形象的一部分。由于这种塑造，使我们对这个集团的观察经常只是从资料记录者的角度，必然妨碍我们对袍哥的整体认识。资料是多元的，我们对袍哥的认识也是多元的。由于我们现在从资料所知的袍哥历史，只是真实存在过、发生过的历史和故事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无非是对现存资料的一种解读。不过，这种解读，可以使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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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覆灭，固然是国家机器打击的结果，也是这个组织传统地与国家机器对抗的必然归途。虽然在民国时期，这个组织试图与地方权力结合，并由此扩张了组织的规模和影响。也有袍哥试图与共产党合作，但是新政权却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与国家机器对抗的组织继续存在。这个组织被摧毁了，但是它所留下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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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首领雷明远留给我们一个真实具体的形象，成为袍哥历史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沈宝媛的调查告诉我们，在共产党到来之前，他已经走向了衰落。对于雷明远的衰落，沈宝媛也认为是袍哥内部“新陈代谢力量”的结果。[7] 尽管她没有具体介绍这个“新陈代谢”是怎样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袍哥首领是依靠道德（忠义）、力量（暴力）、财力支撑其领导权，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中断。当雷明远在财力上出问题的时候，如他取消了过去一贯的春节期间的宴会，袍哥内部自然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填补空缺。当以往受雷照顾的小弟兄们察觉到这样的变化时，当他们在财力上得到另一个人更多的关照时，那么他们的忠心也自然会发生转移。所以沈宝媛预测到了，“也许在最近一、二年中，雷大爷在这新环境中更会销声匿迹，雷大爷的前途无疑的是可悲哀的，而类似雷大爷这种人物的其他社团领袖的前途也是可悲哀的”（图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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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袍哥的衰落，并不是雷明远一个人的问题，沈宝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袍哥已经抛弃了其“反清反贪官的宗旨”，忘掉了他们“本身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个组织是一个“从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富有革命性”的，以及“维新意义”的团体，但是却“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与“腐朽的官僚集团”同流合污。如果这样的“腐化，恶化，死化下去”，再不积极改造自己，没有“前进的目标，不事生产，而只聚会了一推[堆]无业游民、小偷、强盗，到处耍枪逞凶，贩烟土，开赌局，强刮民脂民膏”，这个组织将不可避免地死亡。特别是“乡长以袍哥及地方首长双重资格刮地皮，不合理征赋税入腰包”，还“欺压妇女”，干“无耻的勾当”，这些都是“望镇社团命运遭受打击”、其首领们的“声誉趋向于没落”的主要原因。她认为自己的调查，其实就是揭露了“一个乡村中很可悲哀的在衰颓中的袍哥内幕”，她发现“这个乡村腐朽的社团将要淹没在新时代的浪潮里”，这是她根据“功能观点而观察出的一个未来事态的预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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