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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16 图18-1 今日崇义桥的茶馆。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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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18 这些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她对“望镇”袍哥的社会存在价值,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沈宝媛对袍哥的这些评论,与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定义非常接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学社会学的大学生,她在记录考察对象的时候,并没有表现明显的政治判断。但是在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其政治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沈宝媛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1946年,也许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再过三年就会发生政权更迭,没有想到那将给袍哥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她至少感觉到了“望镇”这样的袍哥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危机,这个前现代的秘密组织,很难在急剧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中,继续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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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20 当然,沈宝媛也并不认为袍哥的前程看不到一丝光明,她认为在其他地方,还有“那些富有进取及革命意识的袍哥社团”,因为那些“开明进步的袍哥集社让人兴奋”,他们的成员“正走向光明的途中”。她举例说成都发行的《大义周刊》,就代表着一个“言论正确,态度严肃”的袍哥机关报。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皆以“发扬袍哥固有美德及精神为前提”,并阐述袍哥“结社之理论基础”,尤其对中国“和平民主团结运动呼吁不遗余力”,其思想“颇多精辟独到之处,是值得一般民众所学习的”。因此在沈宝媛看来,这样的袍哥团体“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们“没有脱离中国人民”。[10] 也就是说,在沈宝媛看来,像《大义周刊》所表达的这种袍哥发展的方向,才是袍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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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24 沈宝媛从《大义周刊》看到了袍哥光明的一面,但她有所不知,而且当时的人们也不知道的幕后故事是:这个表面上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领衔创办的袍哥刊物,实为共产党利用袍哥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工具。[11] 关于这个刊物创办的内幕,很多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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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26 1944年9月,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的共产党组织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在民盟中的共产党员身份“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需要“民主人士”出面从事宣传工作,特别是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因此,袍哥身份的共产党人杜重石加入了民盟,开始筹办一个刊物。杜重石为此专门面见张澜,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受共产党委派,到成都组织袍哥“蜀德社”,以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适用”,要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故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创办《大义周刊》,希望张澜领衔当发起人,其他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当时为了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他们声称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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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28 这份杂志的确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先后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13] 两大血案,震动全国,在成都举行的李和闻的追悼会上,杜重石送了一副悼念李、闻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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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30 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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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32 妙!维持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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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34 当天这副挽联就被军警派人搜去,继而查封了《大义周刊》,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的罪名,逮捕了杜重石。同年冬天,杜重石被营救出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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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36 据1946年《快活林》上的一篇文章,张澜也参加了这次追悼会。这篇文章介绍,张澜系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历任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员,而且“川省的哥老会,全国知名,简称袍哥”,张是袍哥的“大哥”。由于他年高,外加可以“领导袍哥”,所以中国民主同盟推举他做主席。但是这篇文章讥讽道:“想不到在袍哥当中知名的大哥,最近会在成都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大会上,挨了打,这一打‘不打紧’,岂不坍了袍哥的台!”到底是谁打了张澜,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明。作者似乎对于张参与政治非常不满,称:“袍哥的组织,是很严密的,轻易不预闻政治,专心注重社会内层,这张大哥,凭着袍哥领导者身份,要往政治圈里钻,放着社会事业不干,要上政治舞台,同[原文如此]一救国,应该从底层做起,这回挨打,岂不辜负了袍哥。”[15] 另外,根据一本杜重石的传记,在会上,当张澜代表民盟向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时,台下口哨声和“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登时秩序大乱”。混乱中,有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撕扯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杜重石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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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38 虽然不同文章对这个事件的描述略有出入,但是证实了张澜的确参与了追悼会,会上的确发生了冲突。以张澜这样的背景和声望,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自然有相当的号召力,当然也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快活林》上这篇文章就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认为他不应该以袍哥大爷的身份介入政治。但是,袍哥介入政治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篇文章不满的是,不像大多数其他袍哥站在政府和地方权威一边,张澜却成为一个左翼分子。当然,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张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新政权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那个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大胡子”,就是张澜(图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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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40 但是杜重石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却十分坎坷。杜曾是川军少将参议,当过袍哥大爷,支援过红军,参加过淞沪抗战,到过延安,并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两次受毛泽东接见,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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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45 图18-2 1949年10月1日张澜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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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47 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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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49 1948年杜重石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着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杜随贺龙的第一野战军到成都,任贺龙的政治代表,利用在川康的社会关系,协助接收起义部队,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但1950年由民革中央执委降为一般的委员。性格倔强的杜重石决心走出政治圈,到上海自行谋生,与好友和同乡开办木材行,1956年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到木材公司工作,月薪仅43元,难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后来杜又到上海一所学校任语文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次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上海,1980年获平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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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53 然而,在沈宝媛看来,雷明远和“望镇”的袍哥永远不会走向《大义周刊》所指出的道路。沈宝媛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总结了雷明远一生,并把这篇报告看作是“他一部简略的传记式的兴衰史”。雷明远的兴衰与袍哥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成长与没落和社团势力的增减起互相刺激的功能关系”。雷明远之所以在地方上是一个人物,就是因为他在袍哥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他的众兄弟把他“捧上了社团舞台”,但是当他没有了金钱的挥霍,没有了武力的支持,没有了才能的展示,没有了心腹的帮助,同时也正是这些弟兄们将他“遗弃在大众的鄙视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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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55 我们不知道雷明远在新政权下的结局,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活到了1949年解放军的到来。鉴于鸦片极大摧残了他的身体,我们可以想象他不可能颐养天年。如果他活到了那一天,可能会庆幸自己的衰落。沈宝媛的调查没有反映他1946年2月以后的经历,但从第十二章所展示的他的处境来看,他的副舵把子之位,估计很难再保持下去。这或许能使他因祸得福,在袍哥中地位的降低,也许能够使他逃脱新政权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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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57 但是他毕竟当过副舵把子、袍哥的首领,是新政权打击的主要目标,加上他本人还欠下了几条命案,如果他能活到1950年,我想他的结局会有以下几个可能:一,作为袍哥首领和引起“民愤”者被镇压,毕竟他杀死女儿的事在地方广为人知,此外还有其他命案;二,受到惩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是得以活命;三,由于到1949年他已经穷极潦倒,没有受到新政权的打击,在共产党依靠贫农的政策下,作为一个佃户,他可能不会遭到什么为难。在土改运动中,已经不是袍哥首领的雷明远,或许还能以佃户的身份分到一块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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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559 沈宝媛所描写的雷明远,远不及文史资料描写的金堂竹篙场贺松那样劣迹斑斑,也不像开县蔡兴华那样代表下层的利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经为地方的安全,和土匪进行过搏斗;他过去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在地方享受威望和尊重;他杀死女儿,被人看成是一个冷血狠心的父亲;他帮助燕京大学下乡的学生,俨然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保守固执,哪怕亲戚违反了他心目中的道德准则,也不惜置之死地;他是一个鸦片烟鬼,从一个英雄式的角色,变成一个羸弱的病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是在泼辣的老婆那里,也经常妥协;他是一个佃农,娶有两个老婆,还打算娶第三个,最后因二老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他曾经豪请各方来客,但是有时家里老婆竟然没有钱买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这样一个复杂个体。进而言之,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接近其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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