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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的共产党组织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在民盟中的共产党员身份“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需要“民主人士”出面从事宣传工作，特别是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因此，袍哥身份的共产党人杜重石加入了民盟，开始筹办一个刊物。杜重石为此专门面见张澜，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受共产党委派，到成都组织袍哥“蜀德社”，以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适用”，要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故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创办《大义周刊》，希望张澜领衔当发起人，其他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当时为了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他们声称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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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杂志的确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先后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13] 两大血案，震动全国，在成都举行的李和闻的追悼会上，杜重石送了一副悼念李、闻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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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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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维持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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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这副挽联就被军警派人搜去，继而查封了《大义周刊》，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的罪名，逮捕了杜重石。同年冬天，杜重石被营救出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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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6年《快活林》上的一篇文章，张澜也参加了这次追悼会。这篇文章介绍，张澜系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历任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员，而且“川省的哥老会，全国知名，简称袍哥”，张是袍哥的“大哥”。由于他年高，外加可以“领导袍哥”，所以中国民主同盟推举他做主席。但是这篇文章讥讽道：“想不到在袍哥当中知名的大哥，最近会在成都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大会上，挨了打，这一打‘不打紧’，岂不坍了袍哥的台！”到底是谁打了张澜，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明。作者似乎对于张参与政治非常不满，称：“袍哥的组织，是很严密的，轻易不预闻政治，专心注重社会内层，这张大哥，凭着袍哥领导者身份，要往政治圈里钻，放着社会事业不干，要上政治舞台，同[原文如此]一救国，应该从底层做起，这回挨打，岂不辜负了袍哥。”[15] 另外，根据一本杜重石的传记，在会上，当张澜代表民盟向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时，台下口哨声和“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登时秩序大乱”。混乱中，有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撕扯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杜重石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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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文章对这个事件的描述略有出入，但是证实了张澜的确参与了追悼会，会上的确发生了冲突。以张澜这样的背景和声望，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自然有相当的号召力，当然也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快活林》上这篇文章就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认为他不应该以袍哥大爷的身份介入政治。但是，袍哥介入政治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篇文章不满的是，不像大多数其他袍哥站在政府和地方权威一边，张澜却成为一个左翼分子。当然，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张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新政权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那个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大胡子”，就是张澜（图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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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重石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却十分坎坷。杜曾是川军少将参议，当过袍哥大爷，支援过红军，参加过淞沪抗战，到过延安，并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两次受毛泽东接见，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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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 1949年10月1日张澜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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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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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杜重石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着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杜随贺龙的第一野战军到成都，任贺龙的政治代表，利用在川康的社会关系，协助接收起义部队，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但1950年由民革中央执委降为一般的委员。性格倔强的杜重石决心走出政治圈，到上海自行谋生，与好友和同乡开办木材行，1956年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到木材公司工作，月薪仅43元，难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后来杜又到上海一所学校任语文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次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上海，1980年获平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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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沈宝媛看来，雷明远和“望镇”的袍哥永远不会走向《大义周刊》所指出的道路。沈宝媛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总结了雷明远一生，并把这篇报告看作是“他一部简略的传记式的兴衰史”。雷明远的兴衰与袍哥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成长与没落和社团势力的增减起互相刺激的功能关系”。雷明远之所以在地方上是一个人物，就是因为他在袍哥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他的众兄弟把他“捧上了社团舞台”，但是当他没有了金钱的挥霍，没有了武力的支持，没有了才能的展示，没有了心腹的帮助，同时也正是这些弟兄们将他“遗弃在大众的鄙视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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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雷明远在新政权下的结局，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活到了1949年解放军的到来。鉴于鸦片极大摧残了他的身体，我们可以想象他不可能颐养天年。如果他活到了那一天，可能会庆幸自己的衰落。沈宝媛的调查没有反映他1946年2月以后的经历，但从第十二章所展示的他的处境来看，他的副舵把子之位，估计很难再保持下去。这或许能使他因祸得福，在袍哥中地位的降低，也许能够使他逃脱新政权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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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毕竟当过副舵把子、袍哥的首领，是新政权打击的主要目标，加上他本人还欠下了几条命案，如果他能活到1950年，我想他的结局会有以下几个可能：一，作为袍哥首领和引起“民愤”者被镇压，毕竟他杀死女儿的事在地方广为人知，此外还有其他命案；二，受到惩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是得以活命；三，由于到1949年他已经穷极潦倒，没有受到新政权的打击，在共产党依靠贫农的政策下，作为一个佃户，他可能不会遭到什么为难。在土改运动中，已经不是袍哥首领的雷明远，或许还能以佃户的身份分到一块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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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所描写的雷明远，远不及文史资料描写的金堂竹篙场贺松那样劣迹斑斑，也不像开县蔡兴华那样代表下层的利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经为地方的安全，和土匪进行过搏斗；他过去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在地方享受威望和尊重；他杀死女儿，被人看成是一个冷血狠心的父亲；他帮助燕京大学下乡的学生，俨然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保守固执，哪怕亲戚违反了他心目中的道德准则，也不惜置之死地；他是一个鸦片烟鬼，从一个英雄式的角色，变成一个羸弱的病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是在泼辣的老婆那里，也经常妥协；他是一个佃农，娶有两个老婆，还打算娶第三个，最后因二老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他曾经豪请各方来客，但是有时家里老婆竟然没有钱买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这样一个复杂个体。进而言之，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接近其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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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个组织虽然在形态上被摧毁了，但是在无形中却仍然顽强地留存下来。袍哥作为历史已经消失了60多年，时间越来越遥远，我们对这个集团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但是这个集团似乎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例如从一个特定的语言角度看，其遗产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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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四川，虽然我们已无法再见“摆茶碗阵”的奇妙场景，但袍哥的许多词汇却仍然存活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如“落马”原是指袍哥遇难，现在指官员因贪污或其他原因下台；“拉稀”原指一个人不负责，现指在发生冲突时的胆小行为；“抽底火”原指秘密暴露，现指暗中损害他人利益；“落教”原指做事按规则办，现指实现对朋友的承诺。有些表达则完全沿袭旧意，如“打滚龙”指一个人落难，“扎起”指冲突时相助，“下蛋”指关键或危险时刻临阵脱逃，“关火”指一个人有决定权，“乘火”指一个人勇于承担责任。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D.W.马尔（David W.Maurer）在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研究中所指出的：“今天黑话的许多词被主流文化所熟悉，这是由于非法的次文化以及在小说和电影中的表现逐渐地渗入，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日常语言的使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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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的一个首领和他的家庭，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错盘结和内在关系，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的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过程中，袍哥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垄断了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也给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民众加入这个组织，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的社会之中（图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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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要懂得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民问题，必须了解过去他们在怎样一个政治生态下生活。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我们进入到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部，揭示了这个社会隐藏的秘密，看到了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和秩序，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对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这样一个暴力团伙一度是具有远大抱负的“革命”组织，貌似建立了坚固的地方秩序，但是无论它多么强大，成员数量多么众多，所掌握的资源多么丰富，却可悲地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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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今日崇义桥。日夜奔流不息的河水，带走了多少历史和故事，它们可能从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了。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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