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33626 [3] 关于清初四川移民问题，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2章；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章；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141—156页；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111—118页；赖悦：《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147—153页；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1—118页；梁勇：《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28—35页；梁勇：《清代四川的土地清丈与移民社会的发展》，《天府新论》2008年第3期，第6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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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28 [4] 有学者对四川有4所以上会馆的85个县进行过统计，总共有会馆727所，其中直接称会馆的174所，以宫名馆的471所，以祠名馆的20所，以庙名馆的62所。会馆最多的为屏山县，城乡共计52所，其次为灌县、绵竹、威远，分别有会馆37所、36所、34所不等（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90—104页）。关于四川的移民会馆的研究，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527—535页；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8—118页；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0—15页；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6—26页。英语世界的中国会馆研究，见Peter J.Golas，“Early Ch’ing Guilds，”in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573-576；Rowe, 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p.75-76，252-53，chaps 8 and 9；Ho Ping-ti，“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Landsmannschaften）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e Provinces，”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5，no.2（1966），pp.1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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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30 [5] 关于四川军阀的研究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涂鸣皋：《关于四川军阀割据混战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48—59页；傅曾阳：《试析四川军阀长期混战之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第80—84页；唐学锋：《四川军阀混战频繁之原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49—53页；张建基：《川系军阀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4—94页；刘正美：《抗战前后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控制》，《民国春秋》1997年第3期，第16—17页；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94—101页；王友平：《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天府新论》1999年第2期，第68—71页。Robert A.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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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32 [6] 川西平原区即成都平原，过去民间也多称“川西坝子”，所谓坝子，即平坦的地形。其实这个地区，也多丘陵。综计全域，包括绵竹、什邡、彭县、灌县、崇宁、广汉、新都、新繁、成都、华阳、郫县、温江、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崇庆、大邑、邛崃、蒲江、名山、丹棱、洪雅、夹江25县的全部，以及峨眉、乐山、金堂、德阳4县的一部分（见地图3）。岷江流域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过灌县（今称都江堰市）的都江堰后，山势开展，江水豁然开放，遂行分流，分支愈来愈多，形成冲积扇，造成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形如三角，以灌县为顶，从灌县至成都相距约60公里，海拔相差约300米，以平缓坡度自灌县倾斜而下。岷江至都江堰有内江、外江之别。外江即岷江正流，内江系因都江堰自岷江引水而成。内外江都有支流数以百计，或由人工开挖，或属天然河道。灌溉方法一般分两种：其一为拦河作坝，以引水入渠；其二则为沿河岸作堤，以引水入渠，其入口处用闸门节制，这统称为“堰”。据民国时的调查，内江范围内大堰有名者约130余，外江达140余，小堰不计其数（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L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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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34 [7] 叶懋、潘鸿声：《华阳县农村概况》，1941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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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36 [8]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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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38 [9] 方志戎、周建华：《人口、耕地与传统农村聚落自组织——以川西平原林盘聚落体系（1644—1911）为例》，《中国园林》2011年第6期，第8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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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40 [10] Philip C. C.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ch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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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42 [11] 方志戎、周建华：《人口、耕地与传统农村聚落自组织——以川西平原林盘聚落体系（1644—1911）为例》，《中国园林》2011年第6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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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44 [12] 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9页。感谢李德英教授提供这份资料的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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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46 [13] 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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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48 [14]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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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50 [15] 《巴县八庙场场市规章》，四川大学历史系藏巴县档案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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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52 [16] 施坚雅曾研究过场期的安排问题，他认为决定场期时最主要的考虑不是避免同邻场冲突，而是不和上层市集的集期相冲突。相邻的市场同期举办并不罕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3（1964-1965），pp.3-43，195-228，36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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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54 [17] 李之青等修：民国《郫县志》卷一，巴蜀书社，1992年；沈恩培等修：光绪《增修崇庆州志》卷三，《城池》。关于川西平原农民赶场和日常生活，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pp.3-43；24.2，pp.195-228；24.3，pp.363-399；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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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56 [18] G. 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1965）.24.1，pp.3-43；24.2，pp.195-228；24.3，pp.36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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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58 [19] 张凤翥纂修：乾隆《彭山县志》卷四，《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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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60 [20] 黄裳：《茶馆》，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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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62 [21] 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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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64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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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66 [1] 关于中国哥老会的研究，虽然在西方和中国都出版了若干著作，但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专家王大为在一篇述评中指出，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地会起源、民间宗教史等问题。见David Ownby，“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Late Imperial China，22.1（2001），pp.139-158。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代表性研究有：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李富华、冯佐哲：《中国民间宗教史》，文津出版社，1994年；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王见川、蒋竹山主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酒井忠夫：《中国民众と秘密结社》，吉川弘文馆，1992年；Jean Chesneaux,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Fei-Ling Davis, 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David Ownby and Mary Somers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Armonk, N.Y.：M.E.Sharpe，1993）；David Owe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end J.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E.J.Brill，1998）；Martin Booth, The Dragon Syndicates：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the Triads（New York：Carroll&Graf Publishers, Inc.，1999）。关于四川哥老会或袍哥的研究，中国大陆多是以一般的概述为主，如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庆出版社，1988年；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0—125页。我自己也发表过两篇专题研究的论文：《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105—114页；《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史林》2010年第1期，第89—97页。另外，日本人类学学者山本真对1940年代的四川袍哥也有研究，见山本真：《1940年代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民機関と秘密結社》，收入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憲政と近現代中国：国家、社会、個人》，现代人文社，2010年，第103—126页。英文学界也只有几篇专题文章，即：Kristin, Stapleton，“Urban Politics in an Age of‘Secret Societies’：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Chengdu.”Republican China，22.1（1996），pp.23-64；Lee McIsaac，“‘Righteous Fraternities’and Honorable Men：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5（2000），pp.1641-1655。我自己也有两篇相关的英文论文：Di Wang，“Mysterious Communication：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Sichuan.”Late Imperial China 29.1（2008），pp.77-103；“A College Student’s Rural Journey：Ear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Seen through Fieldwork on Sichuan’s Secret Society.”Frontiers History of China，12.1（2017），pp.1-31。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对袍哥进行深入研究的英文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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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68 [2] 拾得：《袍哥在重庆》，《吉普》1946年第13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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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70 [3] 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第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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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72 [4] 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3卷7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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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3674 [5]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生活》，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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