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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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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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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哥老会的研究，虽然在西方和中国都出版了若干著作，但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专家王大为在一篇述评中指出，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地会起源、民间宗教史等问题。见David Ownby，“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Late Imperial China，22.1（2001），pp.139-158。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代表性研究有：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李富华、冯佐哲：《中国民间宗教史》，文津出版社，1994年；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王见川、蒋竹山主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酒井忠夫：《中国民众と秘密结社》，吉川弘文馆，1992年；Jean Chesneaux,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Fei-Ling Davis, 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David Ownby and Mary Somers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Armonk, N.Y.：M.E.Sharpe，1993）；David Owe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end J.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E.J.Brill，1998）；Martin Booth, The Dragon Syndicates：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the Triads（New York：Carroll&Graf Publishers, Inc.，1999）。关于四川哥老会或袍哥的研究，中国大陆多是以一般的概述为主，如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庆出版社，1988年；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0—125页。我自己也发表过两篇专题研究的论文：《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105—114页；《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史林》2010年第1期，第89—97页。另外，日本人类学学者山本真对1940年代的四川袍哥也有研究，见山本真：《1940年代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民機関と秘密結社》，收入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憲政と近現代中国：国家、社会、個人》，现代人文社，2010年，第103—126页。英文学界也只有几篇专题文章，即：Kristin, Stapleton，“Urban Politics in an Age of‘Secret Societies’：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Chengdu.”Republican China，22.1（1996），pp.23-64；Lee McIsaac，“‘Righteous Fraternities’and Honorable Men：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5（2000），pp.1641-1655。我自己也有两篇相关的英文论文：Di Wang，“Mysterious Communication：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Sichuan.”Late Imperial China 29.1（2008），pp.77-103；“A College Student’s Rural Journey：Ear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Seen through Fieldwork on Sichuan’s Secret Society.”Frontiers History of China，12.1（2017），pp.1-31。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对袍哥进行深入研究的英文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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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拾得：《袍哥在重庆》，《吉普》1946年第13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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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第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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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3卷7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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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生活》，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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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 c Affairs XX（June 1947），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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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都市文化局档案》，成都市档案馆藏，124-2-133。其他资料也基本支持这样的估计。据1949年《四川帮会调查》和1950年《重庆帮会调查》，重庆袍哥有“五百余社”，袍哥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重庆各阶层袍哥的分布，保甲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七十，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八十，军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特务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各行庄商号学徒和店员占百分之二十，土匪、小偷、流氓，妓院、舞厅、茶旅馆、澡堂老板占百分之百。1949年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川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0、224页）。据日本学者山本真的调查，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称，崇州元通镇袍哥势力很大，多活动于当地的几个茶馆。当地“约60%的人加入袍哥”。对百姓而言，“加入袍哥可以保障个人安全，免予被抓为壮丁”（日本筑波大学人类学系的山本真教授的调查，崇州元通镇，2008年12月21日，四川大学历史系徐跃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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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论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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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 c Affairs XX（1947），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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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沙铁帆：《四川之哥老会》，《四川县训旬刊》第3卷第67期（1936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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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1940年成都印，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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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伧：《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快活林》1946年第22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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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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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3卷7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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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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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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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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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同治八年四月（1869年），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2009年，第70—71页；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十三峰书屋全集》批牍，卷一，第17页，《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成都迪毅书社印，1922年；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第48页。有文章称袍哥就是红帮（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第81页），但是有人说，袍哥与“清洪二帮”（青帮、红帮）“鼎足而三”（拾得：《袍哥在重庆》，《吉普》1946年第13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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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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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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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in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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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46页。据1930年代刘师亮出版的《汉留全史》称，1661年郑成功在金台山明远堂立誓结盟。1670年，四川人陈近南被郑成功派到川西的雅安开“精忠山”，从而开始了哥老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也是为何学者们一般把四川作为哥老会起源地的原因。袍哥的宗旨清楚地体现在其经典文献《海底》之中，这个文献还记录了该组织的历史、规则、成员及信仰等。1683年，清军攻陷台湾，据说其组织最重要的文件都被封在一个铁盒子里，扔进海中。1848年，川人郭永泰宣称，他从一个渔夫那里得到《金台山实录》原件，并加以编辑修改，定名为《海底》（取意来自海底）。该书又称《金不换》（刘师亮：《汉留全史》，古亭书屋印，1939年，第4页）。哥老会起源问题的讨论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0—216页；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第6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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