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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都市文化局档案》，成都市档案馆藏，124-2-133。其他资料也基本支持这样的估计。据1949年《四川帮会调查》和1950年《重庆帮会调查》，重庆袍哥有“五百余社”，袍哥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重庆各阶层袍哥的分布，保甲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七十，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八十，军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特务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各行庄商号学徒和店员占百分之二十，土匪、小偷、流氓，妓院、舞厅、茶旅馆、澡堂老板占百分之百。1949年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川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0、224页）。据日本学者山本真的调查，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称，崇州元通镇袍哥势力很大，多活动于当地的几个茶馆。当地“约60%的人加入袍哥”。对百姓而言，“加入袍哥可以保障个人安全，免予被抓为壮丁”（日本筑波大学人类学系的山本真教授的调查，崇州元通镇，2008年12月21日，四川大学历史系徐跃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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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论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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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 c Affairs XX（1947），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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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沙铁帆：《四川之哥老会》，《四川县训旬刊》第3卷第67期（1936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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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1940年成都印，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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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伧：《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快活林》1946年第22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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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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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3卷7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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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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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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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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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同治八年四月（1869年），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2009年，第70—71页；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十三峰书屋全集》批牍，卷一，第17页，《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成都迪毅书社印，1922年；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第48页。有文章称袍哥就是红帮（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第81页），但是有人说，袍哥与“清洪二帮”（青帮、红帮）“鼎足而三”（拾得：《袍哥在重庆》，《吉普》1946年第13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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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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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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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in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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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第46页。据1930年代刘师亮出版的《汉留全史》称，1661年郑成功在金台山明远堂立誓结盟。1670年，四川人陈近南被郑成功派到川西的雅安开“精忠山”，从而开始了哥老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也是为何学者们一般把四川作为哥老会起源地的原因。袍哥的宗旨清楚地体现在其经典文献《海底》之中，这个文献还记录了该组织的历史、规则、成员及信仰等。1683年，清军攻陷台湾，据说其组织最重要的文件都被封在一个铁盒子里，扔进海中。1848年，川人郭永泰宣称，他从一个渔夫那里得到《金台山实录》原件，并加以编辑修改，定名为《海底》（取意来自海底）。该书又称《金不换》（刘师亮：《汉留全史》，古亭书屋印，1939年，第4页）。哥老会起源问题的讨论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0—216页；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第6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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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木刻的两个版本都是美国布朗大学包筠雅（Cynthia Brokaw）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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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士绅在清末地方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美国学者萧邦齐（R.Keith Schoppa）曾统计1851—1874年间四川535个地方士绅（或称“精英”）的活动，并对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考察。在535个四川地方士绅中，有322个（即总数的60%）没有功名，其中，商人42人，商人兼地主14人，地主17人，资产来源不详者114人，身份不详者135人。在具有功名的213人中，进士、举人和贡生即所谓“上层士绅”61人，廪贡生、生员和监生即所谓“下层士绅”152人，下层对上层士绅的比例较之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高。从“精英”在地方的活动看，无功名者居重要地位。如地方防御中占58%，公共事务中占69%，慈善事业中占64%，地方公断中占81%，只有教育活动的比例稍低，占43%。从地方活动的类别来看，防御活动所占比例最高（这与当时太平天国起义有关），有功名者占62%，无功名者占67%；其次是慈善事业，有功名者占14%，无功名者占17%；再往下，则有无功名者比例相差较大，有功名者教育活动占11%，公共事务占10%，地方公断仅占2%。无功名者公共事务占15%，教育活动和地方公断各占5%。从上可见，地方士绅（或乡绅）的社会功能和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功名有无对他们在地方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无十分明显的影响。见R.Keith Schoppa，“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ocal Elite in Szechwan，1851-1874.”Late Imperial China（Ch’ing-shih went’i）10（1973），pp.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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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张骥等修：民国《温江县志》卷三，《民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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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团首牌团条例》，道光三十年（1850）《编查保甲条规》，见四川大学历史系藏巴县档案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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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蓝炳奎等修：民国《达县志》卷七，《官政门·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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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第130—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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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冉锦慧、李慧宇：《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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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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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解散会党》，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