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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的容闳改而从事丝茶生意，他曾为上海宝顺洋行前往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采办茶叶，但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尚在进行当中，各地局势不靖，容闳在一次与土匪的遭遇中，“神经受到震动”，为此而患病数月。经此刺激后，容闳突然醒悟，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已越来越背离了自己回国的初衷：“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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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1月，在两位传教士的邀请下，容闳决定随他们前往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即南京）。据其自述，“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满洲朝廷。”一行人乘坐一艘被称作“无锡快”的快艇从上海出发，但所过之地令容闳感到有些触目惊心，在连年的战乱和相互杀戮之下，常州至无锡一带，这样的富庶之区竟然少有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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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与当时主持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在香港即已相识，他们此行也得到了天国的热情欢迎。数日后，洪仁玕派人送来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太平军中的第四等爵）和一幅写在黄缎上的委任状，容闳对此大失所望。经过几天的观察，容闳认为太平天国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那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至于“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这群乌合之众，不但没有增强战力，反而成了拖累，明显地削弱了战斗力。这帮人既不懂纪律，又没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烧杀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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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认为，洪秀全很可能是因考试失败而得了神经病，靠基督教救赎结果却发展一套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些人在攻取了历来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苏杭、扬州等地后，给他们“带来了说不尽的财富和享乐，促使他们更快走向覆灭”。容闳的结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之后，容闳退还官印和委任状，并立即离开了“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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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的引介下，容闳于1863年见到了湘军主帅曾国藩，据其所说，喜欢给人看相的曾国藩见到他后，上上下下的足足打量了好几分钟，之后认为他“威稜有胆识”，是做军官的好材料，并提出让他带兵。但是，容闳自认为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太平天国战争即将结束，他更愿意参与洋务方面的工作。曾国藩随后委派其前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容闳欣然从命，之后携带68000两银子再度赴美。在美期间，也正好赶上他在耶鲁大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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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容闳为节省时间而从巴拿马地峡经旧金山横渡太平洋回国，由此圆满完成任务。他采购回来的机器，使得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善的机器工厂，不但可以修理制造枪炮，而且可以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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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洋务活动中，最让容闳感到骄傲的是“留美幼童”计划，而这一计划的背后推动者不仅包括了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包括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訢等。在反复的努力之下，第一批幼童终于1872年赴美留学，而作为副监督的容闳就此长期驻美（兼任驻美副使），实际成为这一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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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达成圆满的结果。问题主要出在留学正监督的身上，特别以陈兰彬与吴子登为甚。陈、吴都是翰林出身，虽然对洋务还算了解，但思想不甚开通，他们对幼童们剪辫子、穿西服、打棒球等“西化”行为大大不满，而一些幼童入教更是给他们提供了借口（违反了当时的禁令）。之后，吴子登指责幼童们“离经叛道”，容闳有意纵容、管教失职，留学外洋“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此奏入京，朝野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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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童们来美后的变化，容闳本以为正常，无需大惊小怪，但吴子登之举非同小可，他随后四处奔走，尽其可能地拜访联络美国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挽回事态。在容闳的努力下，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大作家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等人纷纷呼吁或致信总理衙门，但是所有的努力均告无效。1881年6月，清廷的答复和当年批准留美计划一样，仍是那四个字：“依议，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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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容闳的“强国梦”从这四个字开始；10年后，容闳一生中最大的努力同样被这四字所断送。失望之余，加上妻子患病（据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忆，朝廷重臣沈桂芬即对容闳娶外籍女子为妻颇有微词，这也侧面反应了朝中保守派对容闳的看法），容闳于1882至1894年间侨居美国，一时淡出了中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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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容闳重返国内并积极参与了之后的变法运动，他当时有两个重要的议案，一是建立国家银行，以鼓铸银币、发行国债和纸币，惜为盛宣怀所坏；一是提议建造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即后的津浦铁路），再为德国人所阻。戊戌变法前后，容闳与翁同龢、张荫桓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其金顶庙住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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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容闳避至上海租界，并对清廷彻底死心。1900年，容闳更有一惊人之举，即与唐才常等激进的“自立会”人士在张园集会（与会人还有严复、章太炎、马相伯、叶瀚等名流），7月26日更是宣布成立“中国议会”，容闳被选为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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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唐才常的“自立会”举事失败。当年9月，在清廷的通缉下，容闳在堂弟容星桥的协助下离开上海。巧合的是，孙中山也在这艘驶往日本的“神户号”上。在容星桥的介绍下，孙中山与容闳首度相识，之后大赞其为“中国政治改革派中众望所归的领袖”。而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的成员，容星桥在回国后任职于海军，后弃职经商，曾任香港太古洋行、俄国顺昌茶行买办，他早在1895年即加入革命党，也是留美幼童中唯一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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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一、留美幼童：横渡大洋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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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9月19日上午，一艘日本轮船拉响汽笛，缓缓离开了上海码头。船上，有一位名叫祁兆熙的官员，他领着身边的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向送别人群挥手致意。第三批派往美国的“留美幼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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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2年开始，在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清廷共派出四批幼童赴美求学，每批30名，共计120人。说起这个留学计划，首先要归功于容闳，在他的努力下，清廷答应为每名学生支付每年400两的费用（加上其他人等的费用，每年合计6万两），款项由江海关下按期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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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容闳的招生计划并不算完美。在所有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的占绝对多数（共82人，接近70%，而其中又有39名来自容闳的家乡香山县），其次为江浙（分别为22人和8人，占25%），只有零星数人来自安徽、福建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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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层或学者家庭对容闳的计划并不热心，正如第二批幼童李恩富所说：“多数父母并不想送他们的孩子去如此远而且是他们不知道的一块土地，何况时间又是那么长，他们以为，那儿的人都是些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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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每个幼童在出发前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必须与清廷签订一份文件，保证幼童在留学过程中，“不管是任何原因的死亡、生病或残疾，政府都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其次，必须先参加设在上海的预备学校，只有那些通过考试的人才能被派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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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绪后，幼童们由专门的看护官员带领，从上海出发，之后到日本横滨换乘大海轮横渡太平洋前往旧金山。据祁兆熙记载，他们当时换乘的海轮名“日本”号，一些幼童在出洋不久就开始晕船，“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晚上则舱间“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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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船还不是最可怕的，数日后，“遇横风，如山巨浪，排闼飞来，声沸万鼎”，祁兆熙自觉“昏昏然坐立不安，寝食不稳，船上行走两脚如醉人，东摇西掷”，所幸的是，此时幼童们多已适应，因免其课读而嬉戏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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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幼童温秉忠在前一年出发，他清楚的记得，当时轮船还是“明轮船”（早期轮船的驱动轮设在船舷两侧并露出水面，“轮船”名即因此而起），巨浪来袭时，蹼轮往往悬空而吱吱声大做。大多数时候，太平洋上风和日丽，观赏飞鱼也就成为幼童们的一件乐事，有时候就连鲸鱼也会露出水面，并喷出一道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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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结束后，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从古老的帝国来到年轻的共和国，新大陆给幼童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温秉忠仍记得旧金山大桥下轮船来往穿梭，树荫草地间大厦高耸，而他们入住的皇宫大饭店有9层高，是当时旧金山最高的建筑。同批来美的李恩富回忆说，“我从没有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到一个新地方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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