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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幼童安置到美国家庭中，一是为得到更好的照顾，另一个也是为帮助幼童们尽快掌握当地语言。据李恩富的回忆，他们刚到美国时，主人往往要求他们通过记忆实物名称的方法来学习英文，比如在饭桌上，让他们学习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记不住某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在这种环境下，幼童很快就掌握了与当地人交流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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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幼童们在当地攻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之后进入各大学学习机械、兵器、造船、铁路和电报等。与想象中所不同的是，异国就读的幼童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很多作为都让本地同学感到钦羡不已。曾在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高级中学与幼童们同学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L·菲利普回忆说，那些中国同学似乎都来自贵族家庭，花钱很阔绰，他们头脑灵活，善于学习，爱好体育运动，无论篮球、足球还是冰上曲棍球，他们样样精通，而且球艺高超。更让菲利普教授感到嫉妒的是，就连在舞会上，中国同学们也更受欢迎，让本地男同学一点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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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流传颇广的笑话是关于留美幼童钟文耀的。钟文耀是耶鲁大学划船队的舵手（因其体轻而在比赛中占得便宜），在他参加的与哈佛大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大学均取得了胜利。多年以后，一位哈佛毕业生在闲聊中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那位先生不无得意的问钟文耀：“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钟文耀笑了：“不，我没有见过，——因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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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们喜欢体育运动，原因是他们的零花钱比美国同学多，据说每月可以拿到一美元，而对一个孩子来说，当时的一美元可不算少。从他们留下的照片看，有的幼童买了猎枪（曹嘉祥），有的甚至买了当时最时髦的自行车（而且是前轮小、后轮大的那种老爷式车型）。当然，幼童们绝不是所谓的“中国贵族”，他们丰裕的零花钱也是来自于清廷提供的津贴——中国是好面子的国度，它并不想让孩子们丢了国家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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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之初，幼童们都留着辫子、穿着马褂，这种古怪的装束让很多美国人误以为以为他们是女孩，为更好的融入美国生活，之后他们被批准剪辨并改穿西式服装。由于年龄小，幼童们很快“被美国化”，日常生活也与美国儿童无异，但有一件事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来美国前被一再告诫的：不得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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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在清廷的批准下，容闳在哈特福德建造了一洋房，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永久办公之地。按规定，分散在各处的幼童要求定期返回哈特福德（每三月一次，分批安排），并住进留学事务局中学习中国功课，负责教导他们的是留学事务正监督、翰林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从他们的所作诗文来看，这些幼童的汉文水平并不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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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美国费城举行世博会，一位名叫李圭的中国代表在博览会上偶遇了这些中国幼童，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举止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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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圭所见不虚，幼童们确实与他们的接待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已长大成人的幼童们再次将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读书，一些人仍旧是通过他们过去的主人关照自己的孩子，其中就包括了后任总理的唐绍仪。值得一提的是，宋氏姐妹（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是其姨夫温秉忠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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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计划反映了清廷要求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按之前的规划，幼童们应在美国学习15年，在完成大学学业后，他们中的合格者将被送入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深造，但很不幸，这一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执行。1881年，在大多数人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情况，留美幼童被全部撤回，当时只有2人从耶鲁大学毕业（詹天佑和欧阳庚），而另外38人已进入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萨尔理工学院等院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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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中断留学计划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留学正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的过于保守，他们与副监督容闳的矛盾及对幼童们各种“叛逆”的作为不满，其态度主导了清廷的撤回决定；二是美国政府拒绝了幼童们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的要求，这让李鸿章十分不满，从而未能大力挽救这一留学计划；三是美国西海岸掀起了尘嚣甚上的“排华”浪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廷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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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6月，已长大的留美幼童们被分作三批撤回，他们中的第一批留学10年，第二批9年，第三批8年，第四批7年。除病故或之前即因故撤回及抗拒不回的26名之外，其余94名全部撤回。抗拒“召回”的是谭耀勋和容揆，前者在撤回途中逃跑，后者在叔叔容闳的帮助下藏了起来，这两人后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另外，还有李恩富、陆永泉、曾溥、李桂攀、张康仁等人在被“召回”后通过各种途径重返美国，并完成了之前的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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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的幼童们前景非常不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回到上海后，原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其中不为愤怒的倾诉道：“我们曾经幻想，热烈的欢迎、熟悉的人潮和祖国温暖的手臂在等着我们。可是，这完全就是幻想……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可他却雇用独轮车来接我们……通过法租界时，因没有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这在中国士大夫眼中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学院已关闭十年了……十年来，大门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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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后，黄开甲回到故乡汕头，因邮政不佳，一周前他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由于离开家乡太久，他想找到自己的家并不容易——而且他已忘记了自己的方言。几经周折后，他被人领到了一座深宅大院前，但看门人认为他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要他等到十点才能去通报。父母家人近在咫尺，黄开甲却不能进去相见，他想方设法——甚至用上了指手画脚的哑语——但看门人仍旧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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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黄开甲想起了“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于是他开始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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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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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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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似乎所有归国幼童们的委屈都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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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们回到上海后，被清廷以“听候任用”的名义羁留在求知书院，为防止他们逃走，上海道台还派有兵丁把守大门，即便是中秋佳节，也不准幼童与亲人团聚。一位名叫罗博特的美国朋友在家信中说，他曾在街上遇到黄开甲（当时负有公差），据其所说，官方对待他们形同罪犯，幼童们对此愤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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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幼童们被重新安置，有21人进入天津电报总局，23人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分拔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回国之初，幼童们受到明显的排斥与冷遇，所获得的待遇也非常之低（一个月只发给数两银子），以至于个别人从天津私自逃回上海谋事，结果又被上海道台通缉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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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派到福州船政局（福建水师）服役的薛有福，他曾在回国途中写信给女友凯蒂：“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磷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我真愿有你同在，不知你可喜欢？”可惜的是，这份异国缘并没有结果——3年后，薛有福在中法战争中阵亡——这一年，本应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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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中法海战中，有6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4人牺牲，在福州马尾的昭忠祠石碑上，仍刻有“振威二副邝咏钟、扬武练生杨兆楠、扬武练生薛有福、扬武练生黄季良”四个人的名字，“振威”与“扬武”，都是他们所属战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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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同样有留美幼童的身影，而第四批幼童沈寿昌，则是为国牺牲的海军第一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在完成护送运兵船任务回航之际，遭到了四艘日本战舰的突然袭击，激战中，正在指挥发炮的帮带大副沈寿昌被日舰炮火击中，年仅29岁。在之后的“大东沟海战”中，同为第四批幼童的“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殉国；在威海保卫战中，“广丙”舰帮带大副黄祖莲殉国。其他参战的幼童还有“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广甲”舰舰长吴敬荣、“广甲”舰帮带大副宋文翙、“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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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清末新政时期，留美幼童才得以真正出头，而这与袁世凯有着莫大的关系。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大批留美幼童投奔到他的门下并得到了重用，其中有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巡警道曹嘉祥、天津招商局总办周寿臣等，最富传奇色彩的是，连续四任天津海关道全部为留美幼童，他们分别是：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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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鱼雷艇队出逃的蔡廷干，其一度被日军俘虏，后被袁世凯接纳，成为其外务方面的幕僚。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期间，蔡廷干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亲自为袁世凯剪去了脑后长鞭。当然，留美幼童中比蔡廷干更加优秀的外交人才还有数位，譬如梁敦彦曾担任外务部尚书、唐国安曾担任“万国禁烟会”的中国代表、梁诚曾担任驻美公使并促成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而留学计划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负责人正是唐国安。另外，温秉忠曾于1905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当时的随员中，还有同为留美幼童的电信专家唐元湛，他在出访途中考察了瑞典“爱立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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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120名幼童中，其中3人死于美国，4人从事政治，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统计未尽准确，因其职业生涯或有交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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