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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一边给自己的北洋士兵护短，一边大为愤怒的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其中不无威胁的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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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日方随即对冲绳和对马的战备情况进行调查，而冲绳县知事立刻带领几十名警察踏上归途（因中日间的“琉球案”仍旧悬而未决）。尽管一些日本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要求政府“不屈服于任何恫吓或压力”，但底气毕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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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说已开始变法维新，但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也不可能，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这种历史的阴影并不能轻易抹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军力都是日本难以企及的，仅就海军而言，日本当时只有3 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而北洋水师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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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最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还是冷静下来，因当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动员军队。如果因“长崎事件”而向日本宣战，势必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而英法美德等国此时正虎视眈眈。中日两国毕竟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当时的关系也没有后的那样极端对立，贸然开战，于人于己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前提下，中日双方还是决定以外交和法律的形式来解决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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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在半年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至于各自的死伤者，中日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共31500元，致残6名共150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残2名各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这事算是和平了解，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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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赔款上来看，看似中国赢得了这场外交谈判，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只赔款不惩凶，也不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日本占了便宜。李鸿章事后也颇有些悻悻然的说：“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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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北洋水师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此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反而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水师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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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绪感染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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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水师的动力。“长崎事件”结案不过一月，明治天皇便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便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 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之后，明治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员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首相伊藤博文也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捐款捐物，缩衣节食，为日本打造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在这场献金热潮中，日本在半年间便筹集了两百多万日元，连天皇老妈阿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两件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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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日本政府更是不顾财政困难，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发行巨额公债，其数量几乎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三成。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就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接近100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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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年后，日本开始了的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6年间共添置军舰12 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水师主力舰总吨位（不到30000吨）。敌进我退，北洋水师昔日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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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七、购舰记：甲午海战中的“外援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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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时，计有“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排水量达7400吨），五艘次轻量级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舰，排水量在2000吨到3000吨之间），加上早前购买的“超勇”、“扬威”两艘千吨级的巡洋舰和其他国产木甲战舰、炮舰和鱼雷艇，即为北洋水师的主力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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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级战舰出现前，北洋水师中的两艘主力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堪称海上巨无霸。在成军时的军事年鉴排名中，北洋水师也曾名列亚洲第一、世界前八，而每次舰队出海操练时，那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各国海军都为之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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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888年北洋水师初具规模后，由权贵们把持下的海军衙门后竟然未给北洋水师添购过一舰一炮。更有甚者，主管拨款的户部在1892年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时，宣布为慈禧太后万寿筹款，停购舰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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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北洋水师的当家人李鸿章，他何尝不知北洋水师的致命弱点在于舰体老化，整体速度不够快，又极度缺乏速射炮。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曾数次请求添购快船快炮，但由于朝廷官员的短视和倾轧，每次都是毫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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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894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清廷中枢才想到要为北洋水师添购新舰。当时的购舰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通过在英国伦敦的代办金登干联系购买，另一个则是李鸿章通过当时的驻外使节广泛搜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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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时还算顺利，金登干于7月5日报告说，阿姆斯特朗公司在十个月内便可交货，而且是最快速的巡洋舰；另外，如果需要小型捕雷驱逐舰的话，五个礼拜即可交货。第二天，金登干又发电报说，如果中国急需的话，英方还可以将他国定制的军舰优先供应。李鸿章得知后，急令驻英公使龚照瑗即刻联系，将合适的快速巡洋舰赶运回国。7月26日，金登干报告说，英国尚有一艘与“吉野”号同级别但规模、火力和速度更佳的巡洋舰出售，报价是34万英镑（折合白银约240万两），欲购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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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这次的反应还算迅速，8月2日即发上谕批准拨款200万两购买军舰，但要命的是，英国在中日宣战后便宣布中立，交战国不能从英国直接发货。而驻德公使许景澄那边，本来开战前德国方面表示有2艘“萨克森”级的铁甲舰可以出售，但德方开的价格太高，几经磋商后许景澄选中了其中一艘巡洋舰（后的“飞鹰”号），但由于战争爆发，这艘军舰和在英国订购的驱逐舰“飞霆”号一起被扣留在欧洲港口，要等到战争结束才能交付。而意大利、奥匈等国出于严守中立的政治考量，最后都放弃了卖军舰给中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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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购舰受挫后，李鸿章不免愁云密布。这时，他的一个老朋友，怡和洋行的老板克锡突然找上门来，说智利在英国建有三艘新式巡洋舰，愿意照原价出售。原来，智利因其国土海岸线漫长，又与屡屡邻国阿根廷发生战争，因而对海军极为重视。在多年的战争中，智利海军一度十分强大。但到了19世纪的后期，由于战争不再，智利海军的军舰无用武之地，便打算趁他国急需之际高价出售本国现役军舰，狠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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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急令龚照瑗联系购买。8月21日，龚照瑗回电说，已同智利达成协议购买“恩卡拉达”号和“卜拉托”号，合同签订后十天便可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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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卡拉达”号是1893年9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下水的大型穹甲巡洋舰。这艘全新的军舰舰长112.78米，排水量4568吨，2台三膨胀蒸汽机的动力系统，航速22.8节。军舰舰体采用穹甲防护样式，首尾主炮为2门阿姆斯特朗8寸40倍口径速射炮，主甲板两舷装备了10门6寸40倍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此外还有47mm和25mm的哈乞开斯小速射炮各12门，以及5具18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恩卡拉达”号的船型设计与“吉野”号相仿，但由于其制造在后，因而装备设施更为先进，除了速度稍逊与“吉野”，其在吨位和火力都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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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恩卡拉达”号虽然先进，但智利的要价也十分高昂，而且日本后也参与了抢购。当时日本和中国先后出价英镑40万和42万，智利仍旧待价而沽，最后竟然价格哄抬到50万英镑，超过了当年北洋水师订购定远和镇远两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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