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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后，毕永年知事机已泄，随即远遁避祸。流亡日本期间，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诡谋直纪》。尽管各史家对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因它与袁世凯在民国后公布的《戊戌日记》有颇多相印证之处，因而这本《诡谋直纪》虽有不少失实之处，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伪作”。而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负责营救其前往日本的宫崎滔天也回忆说，两人相见后，康有为曾告知他整个变法的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即认为当前的急务是除掉慈禧太后，当宫崎滔天问他如何做到时，康有为即列举了日本的诸多志士，似乎对东亚的刺杀历史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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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清廷的上谕是“欲加之罪”、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因人废言的话，结合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康有为《自编年谱》及诸多时人笔记，似乎可以推定，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认为，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过程相对相对和缓，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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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密谋说”与“阶段说”成立的话，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保守，而是因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在一个号称“以仁孝治天下”的时代（即康有为所称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维新变法由此而遭受失败，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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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之后，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光绪皇帝陷入了困境。苏继武与恽毓鼎对政变过程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苏继武称光绪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而恽毓鼎称光绪并无谋害慈禧太后之意。从记述人身份的角度看，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所说似乎更可信一点（茅海建先生也认为光绪并不认可“围园劫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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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绪的性格，如果说他敢于对慈禧太后下手，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作为一个四岁即脱离亲生父母而被强行抱入深宫的孩子，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其成长史却颇多辛酸之处。据说，光绪刚进宫时因身边没有亲人而日夜啼哭，慈禧太后无奈之下，只得赏与光绪的乳姆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当时规定，入宫须四品以上），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声大哭，慈禧太后不知所措，问光绪乳姆才知道，原来小皇帝在醇王府时常与府中某马夫的儿子一块嬉戏，慈禧太后听后只好再次破例，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并立刻接到宫中，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小马夫来后，小皇帝这才嬉戏如常，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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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野史，当不得真。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与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后，当时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监护人慈禧太后须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她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及耐性方面的缺陷，加上政务缠身，慈禧太后的表现实在不能算合格，其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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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师傅，其中包括书法及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慈禧太后对光绪过分严厉的原因或许是因当年对同治过于的纵容，但她忽视了一点：同治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即使遭到呵斥和惩罚，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光绪就两样了，他在宫中非常的无助与孤独，对于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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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说，慈禧对光绪一贯疾声厉色，在光绪小时，每天总是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光绪长跪。长此以久，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猫，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孤身入宫的光绪本就胆小，在慈禧的威严强压之下，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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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连材还说，光绪每次吃饭时，虽然有十几种菜肴馔品，罗列满案，但离得稍远的菜大多已臭腐，原因是菜几天都没有换过，而离得近的菜虽不臭腐，然大多久熟乾冷，一点都不可口。光绪每次都吃不饱，又不敢说，有时想御膳房换一馔品，御膳房就必须奏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绪从小培养勤俭之德，光绪也就不敢再提。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说，“光绪在十岁左右时，由于经常吃不饱，他每至太监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将馍馍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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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被父母讥笑或虐待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光绪每次到慈禧那里去请安，只要慈禧不命他起来，光绪就只能跪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下。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性格在青少年时往往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其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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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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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进宫后，小皇帝与醇王府的关系完全被切断，即使是他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也不许有任何的联系。由此，深处宫海、远离父母的光绪从小就缺乏母爱，他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对其成长是极其不利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他第一次见到光绪时，发现小皇帝性情敏感，体弱多病，学习时经常哭闹不止或静坐不理，令他极为头疼。不过，在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下，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的光绪却突然找到了久违的人间情感，他后逐渐接受了这个对他关心备至的师傅，并渐渐爱上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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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师傅翁同龢的依恋是光绪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帝师，翁同龢不仅在学习上耐心教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小皇帝无微不至的照顾。时间久了，在从小就缺乏父爱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光绪七岁时，翁同龢因回籍办事，小皇帝得知后整整一天情绪低落，彷徨不已。在翁同龢离开的两个月里，光绪无心学习，后连读书声也没有了。翁同龢回京后，小皇帝拉着师傅的手，高兴得眼泪直流。这一天，小皇帝精神振奋，朗朗读书声连太监们都被吸引了过来。后，书房里的太监偷偷的告诉翁同龢：“自从师傅走后，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书过！”翁同龢听后老泪横流——小皇帝在宫中真的是太孤单、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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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绪的成长，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总结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基，登极基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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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连材虽然是个太监，但人情的认识上却是深刻的。与他相比，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情商就有些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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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九、屏蔽百年：朱家河教堂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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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为该不该公开发布镇压义和拳的上谕问题而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风云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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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义和拳活动兴起是因袁世凯在山东的严厉镇压导致拳民流入直隶（今河北），这种观点不完全对。事实上，在山东拳民闹事时，直隶一带也有类似的活动，只是其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山东，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地区，要说是受到山东方面的影响，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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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一带的拳民活动，最初主要集中在与山东冠县、临清交界的威县、曲周等地，这可能是受到了“梨园屯教案”的波及。但到了1899年后，直隶一带的拳民活动开始北移到与山东德州交界的直隶东南地区，即枣强县、故城县、吴桥县和景州、阜城一带，其规模已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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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枣强县一带活动的拳民首领名叫王庆一，他是本县张家屯人，年龄三十不到，家里有十来亩地，也兼卖瓜果。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带闹“神拳”时，从山东茌平县来了一个卖小鸡的周姓汉子，周师傅在枣强县流常镇的镇武庙开了拳场，当时也搞“降神附体”，吸引了不少徒众。王庆一最开始练的是五祖神拳，大概也在这个时候学会了“神拳”的那一套，并随之成为当地的拳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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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教会的不安，他们向当地政府请求保护，但枣强县令凌道增对他们的要求未予理会，以至于后王庆一等人得以公然出入县衙（后凌道增也因“纵匪不拘”而于次年被革职）。1899年七月十五日（鬼节）的晚上，王庆一等人烧毁了故城县大月庄的教堂。神甫任德芬随后便向故城县令投诉，但正当知县准备召唤王庆一进行审问时，王庆一带着数百人涌进县城，反向知县告状说：“洋教士觊觎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法律，煽惑群众。他们的控诉的为陷害我们。我们所以如此穷困，我们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乱，都是这些洋人造成的……我们要大人狠狠的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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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没有办法，只得向他们解释洋人传教是条约规定允许的，由于法不责众，他只能将王庆一等人加以训诫后完事，至于教堂的损失则用官费重新建起，这事便算和平了解。官府处理的方式显然是激发了王庆一等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后公然手持武器（当然，主要是冷兵器）在乡间威风凛凛的来回巡游，令当地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感到胆战心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城知县之所以妥协，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对付大批拳民的办法，而拳民们得以在乡间横行也证明了当时的基层政府已失去了对当地局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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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献县张家庄总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间知府投诉，而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河间知府的报告后，随后便派出一位负责洋务的官员陶式鋆前去处理。陶式鋆到故城县后想把王庆一带到天津，但拳民们摆出要武力抗拒的架势。威胁之下，陶式鋆不得不放弃强行拘捕王庆一的计划而只是要求教民和拳民们“和平相处”，随即便匆忙离开了故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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