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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41 一年后,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称“海防之利钝,总视水师之强弱。水师任战,陆军任守,奇正互用,庶应变不穷”,由此拉开了恢复海军的序幕。说来可怜,当时海防只剩下“建靖”、“康济”两艘练习舰和刚从英国、德国购来的“飞霆”、“飞鹰”号驱逐舰外,别无他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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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43 为此,清廷将原南洋舰队的“开济”、“镜清”、“寰泰”、“南瑞”4艘巡洋舰及福建的“福靖”号巡洋舰调来北洋驻防。但这些巡洋舰的排水量只在1000吨至2000吨之间,而且大多为陈旧老舰,实际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过聊胜于无。直到1898年11月,向德国订购的3艘巡洋舰“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来华,而次年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海天”、“海地”号(排水量4300吨,“海地”舰后改名“海圻”舰)回国后,清末海军才稍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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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45 1899年4月,清廷重新起用原“靖远”舰管带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原“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为帮统,以重整北洋海军。不幸的是,在庚子年大沽口一战中,停泊在海口内的“海容”巡洋舰及刚从德国购回的4艘小型驱逐舰“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被八国联军掳去。战争结束后,“海容”舰经谈判后赎回,而4艘小型驱逐舰则被英、法、德、俄四国瓜分,清末海军的重整进程再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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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47 清末新政后,在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馥的建议下,清廷于1905年下令统一南北洋海军,由叶祖圭任提督(叶于同年去世,萨镇冰接任提督)。1908年溥仪即位后,清末海军建设开始加速。1909年,摄政王载沣之弟、贝勒载洵和萨镇冰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之前参差不齐、防区叠加的五支舰队(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湖北)被统一改编为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其中以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沈寿堃任长江舰队统领,萨镇冰担任海军总司令。在清末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载沣仍要求度支部必须拿出700万两作为海军开办费,以后每年500万两的海军常备费由各省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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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49 1910年12月,清廷正式成立海军部,载洵担任海军大臣,谭学衡任副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海军总司令)。海军部虽然成立了(而且是中国首次),但当时巡洋舰队的主力阵容仅为“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四艘巡洋舰(“海天”号于1904年4月26日在鼎星岛海域触礁沉没),显得十分单薄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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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51 身为海军大臣的“皇叔”载洵当然无法容忍这种状况。在此期间,海军筹办处制定了7年规划(1909年至1915年),其中提出在7年内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其它军舰10艘,另设水鱼雷艇3队等,此规划不可不谓之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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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53 为完成这一宏伟计划,载洵与萨镇冰等人于1909年10月前往欧洲考察,一行人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而此行最重要的,是向各国订购新式战舰,其中包括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次年8月,载洵与萨镇冰一行人前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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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55 载洵两度出访所订的军舰,除美、奥、意三国因舰款纠纷而取消外,其余9艘均在民国初年交货。其中,德造驱逐舰被命名“同安”、“建康”、“豫章”号;英造巡洋舰被命名为“肇和”、“应瑞”号,日造炮舰被命名“永丰”、“永祥”号(“永丰”舰即后著名的“中山”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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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57 1911年“海圻”号的出访是清末海军最后的亮点。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病死,英国政府定于次年为乔治五世举办加冕仪式,而按英国传统,加冕仪式活动中还包括了规模庞大的国际海上观舰式(即国际海上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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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59 清廷接到邀请后,即派出当时最像样的“海圻”号前去躬逢盛会。“海圻”号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1898年下水,排水量4300吨,舰长120米,航速24节,因其体形大、航速快,直至民国三十年代,“海圻”号仍为中国海军的主要舰舰(抗战爆发后,为拦阻日军海军前行,服役近40年的“海圻”号与其他11艘军舰在江苏江阴拦江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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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61 辛亥革命爆发后,萨镇冰率海军前往汉口镇压,但“海容”、“海琛”、“海筹”等舰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并准备发动起义,萨镇冰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开舰队,海军随后易帜。由此,清末舰队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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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66 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1706843201]
1706844467 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八、惊天密谋:“围园杀后”真相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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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69 光绪亲政以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而其触发点则是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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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71 关于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慈禧太后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并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接着,又厉声追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威吓之下,光绪吓得魂飞齿震,不知所对,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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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73 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中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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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75 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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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77 康有为说的“荣、袁”,即荣禄与袁世凯,正因其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清廷上谕极可能是以此为根据。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国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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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79 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之密谋,但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当天晚上,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人京勤王”。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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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81 之后,康有为又在《自编年谱》中称,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也于凌晨进城,与梁启超一起“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之嫌,如果等到九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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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83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写的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说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大丈夫,此诗用典准确,读起来雄浑悲壮,豪迈激扬,可惜原文却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这里面透出的一个细节差异是,原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改作之后却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性质完全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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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85 改诗的人不是他人,而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是否如他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一样,为掩盖某些可能的历史真相呢?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把“围园杀后”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其在文中称:“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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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87 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者杨天石在日本发现参与其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诡谋直纪》,之后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参与。《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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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489 作为另一个辅证,当时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称:“(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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