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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称“海防之利钝，总视水师之强弱。水师任战，陆军任守，奇正互用，庶应变不穷”，由此拉开了恢复海军的序幕。说来可怜，当时海防只剩下“建靖”、“康济”两艘练习舰和刚从英国、德国购来的“飞霆”、“飞鹰”号驱逐舰外，别无他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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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清廷将原南洋舰队的“开济”、“镜清”、“寰泰”、“南瑞”4艘巡洋舰及福建的“福靖”号巡洋舰调来北洋驻防。但这些巡洋舰的排水量只在1000吨至2000吨之间，而且大多为陈旧老舰，实际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过聊胜于无。直到1898年11月，向德国订购的3艘巡洋舰“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来华，而次年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海天”、“海地”号（排水量4300吨，“海地”舰后改名“海圻”舰）回国后，清末海军才稍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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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4月，清廷重新起用原“靖远”舰管带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原“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为帮统，以重整北洋海军。不幸的是，在庚子年大沽口一战中，停泊在海口内的“海容”巡洋舰及刚从德国购回的4艘小型驱逐舰“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被八国联军掳去。战争结束后，“海容”舰经谈判后赎回，而4艘小型驱逐舰则被英、法、德、俄四国瓜分，清末海军的重整进程再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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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在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馥的建议下，清廷于1905年下令统一南北洋海军，由叶祖圭任提督（叶于同年去世，萨镇冰接任提督）。1908年溥仪即位后，清末海军建设开始加速。1909年，摄政王载沣之弟、贝勒载洵和萨镇冰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之前参差不齐、防区叠加的五支舰队（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湖北）被统一改编为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其中以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沈寿堃任长江舰队统领，萨镇冰担任海军总司令。在清末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载沣仍要求度支部必须拿出700万两作为海军开办费，以后每年500万两的海军常备费由各省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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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清廷正式成立海军部，载洵担任海军大臣，谭学衡任副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海军总司令）。海军部虽然成立了（而且是中国首次），但当时巡洋舰队的主力阵容仅为“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四艘巡洋舰（“海天”号于1904年4月26日在鼎星岛海域触礁沉没），显得十分单薄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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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海军大臣的“皇叔”载洵当然无法容忍这种状况。在此期间，海军筹办处制定了7年规划（1909年至1915年），其中提出在7年内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其它军舰10艘，另设水鱼雷艇3队等，此规划不可不谓之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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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这一宏伟计划，载洵与萨镇冰等人于1909年10月前往欧洲考察，一行人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而此行最重要的，是向各国订购新式战舰，其中包括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次年8月，载洵与萨镇冰一行人前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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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洵两度出访所订的军舰，除美、奥、意三国因舰款纠纷而取消外，其余9艘均在民国初年交货。其中，德造驱逐舰被命名“同安”、“建康”、“豫章”号；英造巡洋舰被命名为“肇和”、“应瑞”号，日造炮舰被命名“永丰”、“永祥”号（“永丰”舰即后著名的“中山”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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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海圻”号的出访是清末海军最后的亮点。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病死，英国政府定于次年为乔治五世举办加冕仪式，而按英国传统，加冕仪式活动中还包括了规模庞大的国际海上观舰式（即国际海上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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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接到邀请后，即派出当时最像样的“海圻”号前去躬逢盛会。“海圻”号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1898年下水，排水量4300吨，舰长120米，航速24节，因其体形大、航速快，直至民国三十年代，“海圻”号仍为中国海军的主要舰舰（抗战爆发后，为拦阻日军海军前行，服役近40年的“海圻”号与其他11艘军舰在江苏江阴拦江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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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萨镇冰率海军前往汉口镇压，但“海容”、“海琛”、“海筹”等舰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并准备发动起义，萨镇冰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开舰队，海军随后易帜。由此，清末舰队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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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八、惊天密谋：“围园杀后”真相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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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亲政以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而其触发点则是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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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慈禧太后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并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接着，又厉声追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威吓之下，光绪吓得魂飞齿震，不知所对，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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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中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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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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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的“荣、袁”，即荣禄与袁世凯，正因其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清廷上谕极可能是以此为根据。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国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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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之密谋，但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当天晚上，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人京勤王”。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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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康有为又在《自编年谱》中称，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也于凌晨进城，与梁启超一起“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之嫌，如果等到九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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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写的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说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大丈夫，此诗用典准确，读起来雄浑悲壮，豪迈激扬，可惜原文却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这里面透出的一个细节差异是，原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改作之后却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性质完全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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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诗的人不是他人，而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是否如他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一样，为掩盖某些可能的历史真相呢？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把“围园杀后”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其在文中称：“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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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者杨天石在日本发现参与其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诡谋直纪》，之后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参与。《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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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个辅证，当时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称：“（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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