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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经用过，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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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像是故伎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廷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廷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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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要不然，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得住？从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就曾说《北京信札》，“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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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一定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时，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由此他也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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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时，外围的战斗还是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时，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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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在这段时间，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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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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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联军部队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死亡了”。但当他们进入使馆区时，“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和美国公使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那些“解放军”就寒酸多了，他们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的挂在身上。这或许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场奇特的“使馆之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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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后《辛丑条约》的正式措词并不是战败后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之所以用“议定书”，恐怕还是因清廷当的“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交战对象，而只是用了“彼等”这个含糊的用语，而列强也无一宣布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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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清廷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列强军队已对大沽口炮台实施了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一方反在列强。因此，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不但在法理上说不过去，事实上也不成立。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公使和在华的外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其军事行动是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以掩盖他们侵犯中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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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一、小报涅槃：《苏报》案的“案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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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苏报》案”曾经轰动一时，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革命党对清廷的一次大胜利，但革命的光环往往遮盖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会让碎片化的历史更加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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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创办者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注册，因而当时挂的是“日商”的牌子。这份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小报，最初格调颇为陈腐低下，登载的也大多是市井琐事，后因销路不佳而不惜刊登一些黄色新闻，以招徕无聊读者。但尽管如此，这份报纸最终还是因赚少亏多而不得不于1898年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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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苏报》的人姓陈名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生于江苏常州），此前他曾是江西铅山县令，后因处理教案不当而被巡抚德馨弹劾落职。陈范的出身并不简单，其父陈怀庭曾为浙江巡抚杨昌濬幕僚并担任浙江富阳等地县令30年，陈家子女13人，陈范排行第三，其长兄陈鼎曾中进士并入翰林院，后因戊戌政变牵连而遭清廷“永不叙用”处分；其弟陈韬举人出身（生女陈衡哲，后嫁任鸿隽），也曾为官一方。另值得一提的是，陈范的两位堂兄陈嘉言（其长女陈玉凤生子夏明翰，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人”的那位）与陈毓光曾是同榜进士，当时陈家一下出了三位进士、两位举人，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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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也是举人出身，不过他的科考路并不顺利，他虽然很早中了秀才，但之后累试不第，不得已而捐资买了个知县的头衔候补，但当时候补官员多如牛毛，最终陈范还是通过科考得中举人，这才于1891年外放为江西铅山知县，但这个县令也仅仅做了4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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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罢官后，陈范一度流寓上海，后因报刊业兴起，于是将《苏报》盘了过来，“思以清议救天下”。但话虽如此，办报毕竟生意经，陈范接手几年，《苏报》仍未见起色。据民国名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的描述，1900年时的《苏报》，“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今福州路），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再说那后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摆的平板印报机。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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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后在《时报》任副刊主编，《时报》是大报，似乎有理由看不起像《苏报》这种小报，但其描述倒也大体不差。陈范接手《苏报》，很大程度上是因妹夫汪文溥的怂恿（所以他当上了主笔），而陈范原非报界中人，一来经验不足；二来也算不得什么名流贤达，社会交际有限，因此也没有什么好的稿源。不得已，陈范与其子陈仲彝也编发新闻并兼写评论，其女陈撷芬也来帮忙，负责编写小品诗词之类的副刊。此时的《苏报》，确实有些夫妻老婆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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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媒体最重要的是影响力，没有好稿子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就没有销量，报纸经营当然困难。事实上，在陈范接手后的数年间，《苏报》一直惨淡经营，勉力维持，这种状况直到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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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而发生退学风潮，事因是某学生在师座上放置墨水瓶捉弄某守旧夫子，校方追查中与学生纠缠不清，校长汪凤藻一怒之下将该班学生全部开除，由此引发全校约二百名学生集体抗议退学。身为教员的蔡元培翰林在力争无效后愤而辞职，之后即与吴稚晖、章太炎等人在“中国教育会”（1902年4月由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名流创办）的基础上创办“爱国学社”，以收容这些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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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苏报》当时苦于稿源匮乏，销路不畅，因而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合作。双方后约定，学社名流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则每月资助学社100元作为报酬，双方共赢互利，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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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从那时开始，《苏报》由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报转型为政论性报刊。当年底，《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以鼓励学生运动为能事；1903年后，《苏报》更趋激进并公开倡言革命，如1913年5月13日即刊发《敬告守旧诸君》一文，其中声称：“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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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27日，陈范聘请章士钊任《苏报》馆主笔，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报》及一批人的命运。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后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并结识黄兴，思想转而激进。1902年3月，章士钊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学习军事，一年后因“拒俄运动”发生而与同学三十余人退学赴上海，之后加入“爱国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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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上任主笔不到一周，即对《苏报》进行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的显著位置。由于当时上海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成立已久，其办报理念成熟，销量也大，要动摇它们的地位并抢夺其市场份额有相当困难。因此，章士钊的经营手段就是走激进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扔出一束手榴弹轰开局面，即便封馆亦在所不惜。如此，《苏报》才能在报林中杀出一条血路，并迅速提升影响力和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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