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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商业的上位手段，鼓动“学潮”当然是成功的，《苏报》发行量的迅速飙升即为证明。但是，这种做法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这也是引爆“《苏报》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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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苏报》案”，得从邹容的《革命军》说起。邹容，四川巴县人，1885出身富商家庭，他曾于1901年入读上海广方言馆，一年后转赴日本东京留学，1903年留日学生闹“拒俄运动”时，其与张继、陈独秀等人将清廷所派的留学监督姚文甫强行剪辫（据说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云云），由此一战成名。之后，邹容返回上海并于当年5月出版了小册子《革命军》（全书约2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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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在《苏报》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其中对该书大加吹捧，并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次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加强对该书的推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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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章太炎，也是个传奇人物，其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生于1867年。按说，他这个年纪本不该和章士钊、邹容这些小年轻厮混在一起，但章太炎偏偏是个怪人，据说还有些神经病（考秀才时突犯癔症而不得不放弃科考）。话虽如此，人还是相当有才的。早年时，章太炎从学于浙省大儒“曲园主人”俞樾，学问功底相当深厚，但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转而激进，变成了“革命理论大师”，也就与邹容等人走到了一起。据说，《革命军》一书也出自其“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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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廷的反对派势力有“两党”，一是革命党，另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人逃亡海外，仍以光绪皇帝为念，走的是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道路，他们所办的报纸在留日学生中影响颇大，康有为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邹容的小册子，由此引发了章太炎的一篇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该文刊登于6月20日的《苏报》显要位置，而这也是引发“《苏报》案”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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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署理湖广总督端方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其中称：“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望江苏方面“设法收回自开”。端方的电文显然没有搞清陈鼎与陈范的关系（陈鼎为兄，陈范为弟），但陈范之兄陈鼎曾为朝廷的翰林编修，此事非同小可，魏光焘随后即派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前往上海查办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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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到上海后先到《苏报》馆找陈范，不巧的是，陈范外出；第二天，俞明震找到《苏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吴稚晖，双方于是有了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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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称：“苏报闹得太利害了，梦坡我熟人……先生等劝其温和些，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吴说：“二人脾气，恪士先生所知（俞明震字恪士），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俞称：“话如此说，太利害，也叫当道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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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俞明震抽出一公文给吴看，上面是魏光焘所发命令：“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稚晖读至此，俞明震即将公文抽回，两人对视，一笑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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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名敬恒，江苏武进人（今常州），生于1865年，举人出身，1902年赴日本留学时，有数名来自江苏、浙江、江西的自费学生想进入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合格者一年后升入士官学校），但因当时进入此类军事学校须经国内公费保举，因而被驻日公使蔡均所拒。学生向吴稚晖求援后，吴遂与一同赴日的举人孙揆均带着二十几名学生前去理论，但蔡均见他二位不过是个举人，接待冷淡并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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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辱之下，吴稚晖愤而率学生在使馆抗议，数日不去。恼羞成怒之下，蔡钧竟将日本警察招来将之强行带离，后吴稚晖、孙揆均被日方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驱逐出境。吴稚晖气得要死，走到半路上投水自尽，幸好被日本警察救起，后由同在日本的蔡元培将之护送回国。事后，吴稚晖转而反清，并成为“爱国学社”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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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生于1860年，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其父那代已居官湖南，俞本人生于长沙。俞家历代官宦，时为湖南大族（与曾国藩家族、陈宝箴家族有联姻关系，其后代中更是名人辈出），俞明震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考中进士，后在甲午战争时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事败后回返大陆并担任过南京陆师水师学堂总办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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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身为查办大员，但其亲访《苏报》馆、暗告吴稚晖的做法，看似暗通关节，实则为思想开通的表现。按当时的官场习气，蔡元培、吴稚晖、陈范等人都是士林中人，章太炎虽无功名，但其学问早已名声在外，而章士钊又曾为其赏识的学生，彼此都是士子一族、斯文一脉，如下手罗织，未免物伤其类。他的做法，无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意放过《苏报》馆一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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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俞明震感到郁闷的是，《苏报》馆接到警告后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的刊出文章《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其中即指名斥责俞明震。6月27日起，《苏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悼念留日学生陈海鲲（福建福州人，自号“仇满生”，常有“杀满之声”，一月前蹈海自杀）；6月29日，章士钊更是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清廷震怒。也就在这一天，《苏报》馆的厄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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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租界工部局在清廷地方当局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对陈范、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钱允生等七人的拘票。奇怪的是，拘捕名单上没有主笔章士钊与吴稚晖的名字，而陈范与陈叔畴实为一人（陈范别号“叔畴”），陈吉甫为报馆司账员，无关轻重，钱允生、龙积之根本与《苏报》无关。如此名单，看似吊诡，实则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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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捕们前往报馆抓捕时，陈吉甫率先被捕，陈范趁乱逃脱，之后让儿子去通知章太炎逃避。接报后，章太炎慢条斯理地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旁人劝他暂避一时，章太炎却“哂之以鼻”。次日，章太炎听说巡捕前来捉他，他一时疯劲上来，非但不躲避，反而迎上前去大喊：“章炳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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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巡捕房，大概是寂寞，章太炎写信给邹容，让他前来自行投案。邹容本在虹口某外国传教士处藏得好好的，他接信后，左思右想，不能负了这份义气，遂于7月1日前往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曰：“我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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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叫绝的是，馆主陈范逃走后，《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仍得以继续出版了一周，而且还在7月6日发表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文中，章太炎坦然表示：“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直到第二天下午，《苏报》才最终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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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中外瞩目的“《苏报》案”庭审中，控辩双方均聘请外国律师，而主审方也是中外合办的会审公廨（由外方陪审官如领事等与上海道台委派的中方谳员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系列强行使领事裁判权并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殊司法机关）。清廷对“《苏报》案”态度明确，一是引渡，二是严惩，两江总督魏光焘致信上海美领事古纳，称“此为中国主权，他国不得侵夺”，要求租界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等交给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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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开庭6次，其间中外各方反复争驳，清廷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而“主犯”章太炎与邹容则在律师点拨下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最令清廷恼火的是章太炎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其“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对此指控，章太炎半戏弄地回应：“‘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至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至于邹容，除承认《革命军》是自己所作外，其他一概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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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逗的是，第一次庭审完毕，章太炎半途作诗，并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后与之闹矛盾的吴稚晖即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可谓求仁得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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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单方面拟定判决：章太炎、邹容应予“永远监禁”，但英美领事对此很不满，因他们不能开此先例，否则在之后的华人案件中，领事裁判权或将不保。与清廷僵持近半年后，双方最终妥协，会审公廨于5月21日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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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廷注定要成为这场诉讼的失败者和被嘲讽对象，原因很简单，在传统专制年代，君主拥有无上神威，倘若被随意辱及乃至腾笑各方，即便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也无可挽回。正如梁启超在袁世凯称帝时说的，神像一旦打破，即不再具有神圣性，而对于那些正值叛逆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具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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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邹容的轻判与当时另一起案件有密切关系。1904年7月31日，《天津日日新闻》职员沈荩因揭发中俄交涉秘密事项而遭逮捕（也有说沈荩系原唐才常“自立会”成员，因被通缉而死），因逢慈禧寿庆而不宜公开杀人，遂改判“立毙杖下”。行刑时，“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诸习，故不至二百条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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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字林西报》对沈荩被杖毙的细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可怕的刑罚在4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事件披露后，舆论一片大哗，英国首相为此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训令：“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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