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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21 受辱之下,吴稚晖愤而率学生在使馆抗议,数日不去。恼羞成怒之下,蔡钧竟将日本警察招来将之强行带离,后吴稚晖、孙揆均被日方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驱逐出境。吴稚晖气得要死,走到半路上投水自尽,幸好被日本警察救起,后由同在日本的蔡元培将之护送回国。事后,吴稚晖转而反清,并成为“爱国学社”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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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23 俞明震生于1860年,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其父那代已居官湖南,俞本人生于长沙。俞家历代官宦,时为湖南大族(与曾国藩家族、陈宝箴家族有联姻关系,其后代中更是名人辈出),俞明震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考中进士,后在甲午战争时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事败后回返大陆并担任过南京陆师水师学堂总办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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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25 俞明震身为查办大员,但其亲访《苏报》馆、暗告吴稚晖的做法,看似暗通关节,实则为思想开通的表现。按当时的官场习气,蔡元培、吴稚晖、陈范等人都是士林中人,章太炎虽无功名,但其学问早已名声在外,而章士钊又曾为其赏识的学生,彼此都是士子一族、斯文一脉,如下手罗织,未免物伤其类。他的做法,无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意放过《苏报》馆一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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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27 让俞明震感到郁闷的是,《苏报》馆接到警告后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的刊出文章《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其中即指名斥责俞明震。6月27日起,《苏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悼念留日学生陈海鲲(福建福州人,自号“仇满生”,常有“杀满之声”,一月前蹈海自杀);6月29日,章士钊更是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清廷震怒。也就在这一天,《苏报》馆的厄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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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29 当日,租界工部局在清廷地方当局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对陈范、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钱允生等七人的拘票。奇怪的是,拘捕名单上没有主笔章士钊与吴稚晖的名字,而陈范与陈叔畴实为一人(陈范别号“叔畴”),陈吉甫为报馆司账员,无关轻重,钱允生、龙积之根本与《苏报》无关。如此名单,看似吊诡,实则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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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31 巡捕们前往报馆抓捕时,陈吉甫率先被捕,陈范趁乱逃脱,之后让儿子去通知章太炎逃避。接报后,章太炎慢条斯理地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旁人劝他暂避一时,章太炎却“哂之以鼻”。次日,章太炎听说巡捕前来捉他,他一时疯劲上来,非但不躲避,反而迎上前去大喊:“章炳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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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33 进了巡捕房,大概是寂寞,章太炎写信给邹容,让他前来自行投案。邹容本在虹口某外国传教士处藏得好好的,他接信后,左思右想,不能负了这份义气,遂于7月1日前往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曰:“我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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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35 更令人叫绝的是,馆主陈范逃走后,《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仍得以继续出版了一周,而且还在7月6日发表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文中,章太炎坦然表示:“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直到第二天下午,《苏报》才最终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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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37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中外瞩目的“《苏报》案”庭审中,控辩双方均聘请外国律师,而主审方也是中外合办的会审公廨(由外方陪审官如领事等与上海道台委派的中方谳员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系列强行使领事裁判权并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殊司法机关)。清廷对“《苏报》案”态度明确,一是引渡,二是严惩,两江总督魏光焘致信上海美领事古纳,称“此为中国主权,他国不得侵夺”,要求租界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等交给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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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39 “《苏报》案”开庭6次,其间中外各方反复争驳,清廷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而“主犯”章太炎与邹容则在律师点拨下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最令清廷恼火的是章太炎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其“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对此指控,章太炎半戏弄地回应:“‘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至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至于邹容,除承认《革命军》是自己所作外,其他一概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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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41 更可逗的是,第一次庭审完毕,章太炎半途作诗,并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后与之闹矛盾的吴稚晖即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可谓求仁得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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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43 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单方面拟定判决:章太炎、邹容应予“永远监禁”,但英美领事对此很不满,因他们不能开此先例,否则在之后的华人案件中,领事裁判权或将不保。与清廷僵持近半年后,双方最终妥协,会审公廨于5月21日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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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45 事实上,清廷注定要成为这场诉讼的失败者和被嘲讽对象,原因很简单,在传统专制年代,君主拥有无上神威,倘若被随意辱及乃至腾笑各方,即便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也无可挽回。正如梁启超在袁世凯称帝时说的,神像一旦打破,即不再具有神圣性,而对于那些正值叛逆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具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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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47 章太炎与邹容的轻判与当时另一起案件有密切关系。1904年7月31日,《天津日日新闻》职员沈荩因揭发中俄交涉秘密事项而遭逮捕(也有说沈荩系原唐才常“自立会”成员,因被通缉而死),因逢慈禧寿庆而不宜公开杀人,遂改判“立毙杖下”。行刑时,“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诸习,故不至二百条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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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49 上海《字林西报》对沈荩被杖毙的细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可怕的刑罚在4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事件披露后,舆论一片大哗,英国首相为此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训令:“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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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51 “沈荩案”或许说明,在租界里尽可以乱骂,但出了租界的地面,就恐怕死罪难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自由滋生地,特别是对报刊舆论的培育更是作用匪浅。清末民初时,租界内的舆论堪称自由乃至放纵,多数报纸开了封,封了再开,换个名字即可,如章太炎等人被抓后,章士钊不仅没有逃离上海,反而在一个月后又创办了号称“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再如民初影响颇大的《民立报》(于右任等人创办),其原名《民呼报》,被封后改名《民吁报》,再封后才改名《民立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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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53 “苏报案”得以如此结局,这与租界特定的体制是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历史的错位往往给著史者带来了莫大的困惑:一方面,主流著作一直在抨击列强的领事裁判权,其在租界的治外法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而另一方面,当“革命志士”们托庇于这种治外法权并得以逃出生天时,治外法权似乎又不再是一个问题。这种“批清廷则说治外法权丧权辱国,革命则不说治外法权侵犯主权”的做法,当然也是一种“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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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55 章士钊曾说,“租界革命万人,不如租界外一人”。近代以来,中国从来不缺“远距离革命家”和“口水民主派”,租界也确实为各派系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安全的保障,弄不好会掉脑袋的“革命”尚且如此,“口头革命”乃至恣意妄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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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57 为宣传革命,《苏报》甚至不惜造假造谣,譬如捏造无中生有的《严拿留学生密谕》,譬如虚构北京学生“结秘密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的情节,并以此号召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暴力革命。对此,当时出版的《苏报案纪事》一书也批评《苏报》中人“明知其无而鼓吹之”,这种背离新闻精神与良知的做法,实际上将报刊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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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59 “《苏报》案”后,邹容虽判两年但在出狱前的一个月不幸瘐死狱中,年20岁。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与章士钊都是踩在邹容尸体上成名的。民国后,孙中山追赠邹容“大将军”称号。据《革命逸史》所说,邹容“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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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61 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在“苏报案”的光环下,他随后凯歌东渡日本,但后也与孙中山等人闹翻,最终被视为“章疯子”(吴稚晖又骂其“装疯子”)而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至于“爱国学社”的几位要角,革命翰林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去了青岛,而章太炎等人被捕后,吴稚晖也在亲友的劝说下很快离开上海,后转赴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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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63 革命年代总是充满了激情。民国元年,戴季陶在主编上海租界内某小报时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短文,题目就叫《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这篇微博体文章,全文加题目不过170字,而其中竟然出现了7个“杀”字,可谓是杀气腾腾。但此时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章士钊却摇身一变,开始训起戴季陶这样的小辈过于激进了——他大概忘记自己当年那些“杀人”的狂呼小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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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65 至于报馆主人陈范,他在侥幸逃脱后带着二妾二女东渡日本,但因失去经济来源,最终家破人亡,两子出走不知所踪,两妾随他流落日本后改适他人。1905年夏,陈范从香港回到上海,后被两江总督端方的侦骑探得而投入狱中关押了一年多时间。1906年秋,陈范出狱,之后孑然一身,并在各地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此期间的陈范,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据说在香港时因酒瘾发作而无钱买酒,只得将陈少白的药酒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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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767 民国后,陈范回到上海并重操旧业,一度担任《太平洋报》笔政。1912年7月,应北京《民主报》社的邀请,陈范北上担任编辑,但不久又返回上海。1913年5月,这位昔日的《苏报》馆主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4岁。据说其死时,两个女儿均不在身边,死后也无钱入殓,后还是靠着亲友的捐赠才将其遗体装殓,置棺于上海西门斜桥外的湖南会馆。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特予明令褒扬”,但这已是陈范死后24年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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