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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二、漂洋出海：五大臣西方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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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一片喧嚣声中，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和端方五位大臣登上火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正当车辆准备驶离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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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说，炸弹爆炸后，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后查明，这是革命党人吴樾精心策划的一次暗杀，而“肇事者”当场被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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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清廷一度推迟了考察事宜，但由于舆论的坚决要求，清廷最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为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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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下称端戴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计划，考察团先到天津，之后由军舰“海圻”号护送至上海。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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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4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批考察团（下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之后前往上海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由此，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离开国门，正式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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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工不同，端戴团只是途经日本横滨，之后即直接去了美国。十天后（1月16日），载泽团来到日本神户，开始了对日本的考察。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考察团分别拜见了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等人。在日期间，载泽团重点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议院、邮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机构等。日本方对载泽团的来访非常热情，专门指派了著名的法学家惠积八束博士给考察团仔细讲解了日本的君主立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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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察期间，正值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御用马车迎接载泽考察团入宫觐见与参观。觐见天皇后，考察团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一次访谈。伊藤博文对此非常重视，他在会见之前便派人向载泽团赠送了自己的两部著作，《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以帮助载泽考察团更好的理解日本宪政。讲解完后，伊藤博文又对载泽团提出的问题一一详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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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问：“我们实行立宪，以何国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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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说：“各国的宪政，无外乎两种，一种为君主立宪国，一种为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和本国的历史颇为类似，参用我国的制度颇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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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又问：“立宪后，对君主制度有无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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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说：“对我国而言，并无阻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大权，并不旁落于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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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似有不解，便问：“那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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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答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专制国的君主不经过法律，随意下诏，而君主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讨论通过后，由君主裁定公布。法律一经公布，任何人等均需遵循。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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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听后，似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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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载泽团的成员又结合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伊藤博文试图向载泽团表达的大概意思有两点：一是实行宪政，君权仍旧是国之权威，并不旁落，而增设议院等机构不过是辅佐君主；二是宪政的核心在法治，任何国民（包括天皇在内），都要受到已公布的法律之约束，法律一旦颁发，天皇也必须遵守，而不是像以往的专制君主可以口含天宪，任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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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团在日本期间，先行出发的戴端团先后抵达了夏威夷与旧金山。从日本到美国距离大约4500英里，一路上都是茫茫大海，风浪险恶，很多考察团的成员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洋，没多久便被海上的大风大浪折腾得上吐下泻，苦不堪言。好在随员温秉忠是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的幼童，他不断安慰各位同行，以缓解海上的枯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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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海面恢复了平静，考察团也逐渐适应了海上的航行。碰到晴朗的天气，考察团的成员们还经常到船头看日出，看随船翱翔的海鸥，要是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出来换气的鲸鱼和喷射出的高大水柱。浩浩大洋，波涛滚滚，果然不同于一般风景。成员们看着落日西沉，天水一色时，不免有些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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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端团乘坐的“达柯达”号游轮可乘坐千人以上，加之横渡太平洋的时间很长，百无聊赖之下，外国游客们在船上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晚上，船上都要举行舞会，洋男洋女们在音乐伴奏下，成双结对的翩翩起舞，以打发时光。上船没几天，正好是西历的新年元旦，船上各国男女纷纷互致问候，庆祝新年。船长奥尼亚也向考察团赠送饮料和酒水，并为他们特意烤制了一个糕饼，以招待这群特殊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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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到达旧金山后，美国总统派遣特使精琦前来迎接。精琦系耶鲁大学教授，也是考察团参赞施肇基（后任驻美国大使）的老师，他本人也曾在两年前应清廷邀请来到中国考察币制改革。因这层关系，美国总统便让他来负责考察团在美国的整个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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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旧金山，俨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入云霄，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好一派繁荣景象。不过，和纽约比起来，旧金山又差了不少，考察团在纽约下榻的宾馆有二十八层之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从宾馆的高楼上俯览纽约街景，考察团的成员们大开眼界。纽约是美国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人口众多、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有许多考察团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电车、红绿灯、百货公司、报亭，都让他们啧啧称赞，他们后还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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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天皇接见载泽团的那一天（1906年1月24日，即中国的大年三十），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端戴考察团。一个半月后，载泽团来到美国，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令考察团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参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纪念馆和故居时，发现里面居然“设施简陋，无异平民”。戴鸿慈在日记中写道：“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俾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许在这时，考察团成员才明白了皇帝和总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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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端团在美国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参观访问了美国很多知名的大学、工厂、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并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考察团前往芝加哥考察时，芝加哥市政府甚至特意派出一百多人前来迎接。就连罗斯福总统，他在接见完考察团后，还在百忙之中特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信：“我非常乐意接待这些先生们，我将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让他们顺利完成考察任务。我将为您的考察团提供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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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美国之旅后，戴端团于1906年2月23日抵达欧洲。按先前的考察计划，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重点考察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是顺路考察，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和瑞士及荷兰本无考察计划，后这几个国家听说考察团来，纷纷坚持邀请考察团前往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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