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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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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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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回国后上奏朝廷：“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随后，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公共设施，而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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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末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事实上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最终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宪政考察的曾经梦想，渐行渐远，渐成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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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三、科举残梦：旧秀才与洋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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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后，张亨嘉以光禄寺卿充大学堂监督，有人问及中西学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伎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愤激之辞，以诙谐出之，闻者莫不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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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尚未触及科举存废本身，已激起了众士人们最强烈的反抗。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乃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康有为考中进士不过数年，却企图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笔账又如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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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士子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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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清廷按常例举行甲辰科会试，由于次年宣布废除科举，因而此次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值得一记的是，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最后一次的进士则有以下闻人：谭延闿，35名；蒲殿俊，41名；陆光熙（陕西巡抚陆钟崎之子），62名；沈钧儒，75名；黄远庸，80名；汤化龙，108名；张其锽，1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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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打出手，主人却只能无奈又颇为无耻的高挂“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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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以后，各省普设新学堂，“时局多艰，储才为急”也成为朝中大员与各省疆吏们的共识。痛定思痛之下，旧科举的不合时宜及与新学堂的抵触显得格外的鲜明，“东西各国富强之效，无不在于学堂”，“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科举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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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为由，“请宸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诏书一纸，乡试、会试、科考、岁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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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试不第的山西老举人刘大鹏虽早已放弃功名仕进，但他在听说废除科举已成事实后，仍旧有一种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痛感。当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举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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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刘大鹏又记道：“昨日在县，人皆言科举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课业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之后数月中，刘大鹏仍感慨万千，不能释怀：“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籍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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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幻灭尚在其次，失业导致的生计之压力才是最痛楚入肤的。科举再无复活之可能，已入仕的上层士绅固然无碍，那些有势力或有金钱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抢占新学堂和留学带来的好处，唯独那些已从事举业而未成功、年龄偏大不易改行且家境困窘的童生、生员甚至举人们，这些散居于农村的旧士绅，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有谁来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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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3月，刘大鹏听说昔日的旧友塾师因失业而陷入“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的窘境后，不免大叹息：“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半月后，刘大鹏愤愤然写道：“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维新之家动曰除弊，卖官之弊何以不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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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所幸的是，清末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当年的维新派要老练成熟许多，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以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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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廷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以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另外，按《各学堂奖励章程》，朝廷对中学堂以上的各级毕业生分别奖予相应的科名，如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这些举措让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慰藉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转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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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的努力下，清廷于1904年制定近代第一个系统学制（因当年为癸卯年，亦称“癸卯学制”），在这个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中，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就内容层次而言，“癸卯学制”已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这也是中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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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正式成立，在传统六部之一的礼部被削弱的同时，学部执掌教育并将之职能大为扩充。新教育铺开后，其成效不可不谓显著，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中的数据，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而5年之后，全国学堂已扩至52348所，学生增至1560270人，发展之速，可谓惊人。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具体列出：1909年全国高等学堂学生约4千余，专门学堂学生约2万余人，普通中学堂学生约4万余人，实业师范学堂学生亦约4万余人。以此计算，则中学堂以下学生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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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学堂及学生数量的激增，既以教育新政铺开未久相关，也与清廷颁布的《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有莫大关系。“强迫教育”类同于现代的义务教育，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尽管该《办法》未必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但其强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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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6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专折上奏，请求朝廷对“行乞三十年，兴学三州县”的“义丐武训”进行表彰；1911年5月，江苏川沙厅已故职商杨斯盛因“倾产兴学”而被清廷下令“付史馆立传，并赠盐运史衔”。清廷的鼓励与提倡，无非是要在民间树立“兴学育才”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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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以西学为先，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其影响下，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200名学生前往日本而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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