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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21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卒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陆宗舆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被奖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来的同道中人、撰有《日本游学指南》影响颇大的章宗祥则先是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虽未参加留学生考试,但被特赐进士出身。在科举制被废弃之后,新的进身之路却假借传统的功名重新复活,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之前的科考相比,像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在清末官场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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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23 被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点名的颜惠庆参加了第二次的游学生考试,据其回忆,当时的主考官为唐绍仪,副考官为严复与詹天佑。严复为当年选派留英学习海军的福州船政生,而唐、詹均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后者系耶鲁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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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25 这次考试中,耶鲁大学博士陈锦涛名列第一,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列第二,其弟颜德庆(毕业于利哈伊大学)列第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列第五,前十名均被授予进士出身,且大多为美国大学毕业。其余40多人,名列二等,均授举人出身,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与曹汝霖这批活跃于官场的留日生相比,颜惠庆这批人大多活跃于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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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27 这次考试尚有一花絮,当时名列前十的有两位牙医,其中一位本职为内科医生,牙科只是其副业,而另一位则是单纯的牙医。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进士头衔只能授予读书人,像牙医这样的方术之士根本没有资格跻身此列。因此,前者获得进士出身尚可,后者只能屈居二等,授予举人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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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29 对此,旧士绅们还大为不满。《国乘备闻》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王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王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言谈之中,对此等新科考颇有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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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31 蒋梦麟也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他与陈独秀谈天说到秀才,陈是秀才,蒋也是个秀才。陈问蒋:“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听说后便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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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33 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所记载,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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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38 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1706843207]
1706844939 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四、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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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41 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奉命前往开封充任癸卯科同考官,返京路上,他惊讶的看到,黄河沿岸竟然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暗淡的豌豆或麦田的衬托下,那些罂粟花开得如此的艳丽而惹人注目,让恽大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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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43 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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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45 罗斯还观察到,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的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英镑鸦片而已(一英镑为453克,合一斤不到),但到鸦片出售时,每英镑可以卖到2至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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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47 鸦片属初级毒品,因产地不同而颜色或有差异(黑色或褐色),其外观与气味并不讨人喜欢,因初提炼的生鸦片会有一种强烈的氨味(或可称之为陈旧尿味),往往令人作呕;但经烧煮与发酵后,被制成条块状或饼状的熟鸦片则呈现出棕色或金黄色的外观,而且吸食时会产生出一种香甜气味,令人醺醺欲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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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49 道光时期,尚未等鸦片战争开战,全国各地早已是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竟被视为富贵荣华的标志,就连道光皇帝,也一度沾染成瘾(道光在《赐香雪梨恭记》中说,“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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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51 后来,道光发现吸食鸦片费用甚大,而他又是“史上最吝啬的皇帝”,于是将烟膏毁弃,并处死了最早进烟的太监。戒除烟瘾后的道光不无担忧地说,此物如不禁绝而任由它流行于内地的话,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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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53 “禁烟”并非始于道光,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雍正朝即有规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惩处,最高可处绞监候。但荒唐的是,严刑峻法下的鸦片非但屡禁不止,反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到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而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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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55 “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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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57 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开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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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59 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对此极为痛心:“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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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61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也十分普遍,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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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63 以四川为例,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喾六七”;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烟的前夕,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光绪年间,云、贵、川三省的土烟产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罂粟种植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二是与西南地区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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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65 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据统计,1906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于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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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67 清末新政后,国内对革除鸦片陋习的呼声日益高涨,经反复争论后,清廷最终于1906年9月20日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当年11月30日,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其中对禁吸、禁种、禁运等各项举措作了具体规定。1908年4月,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充任“禁烟大臣”,以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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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44969 鸦片吸食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员与随从者,鸦片战争之前即有人估计,京官中吸食鸦片者占十分之一,地方官中则有十分之二、三,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或许是出于表率作用或改善政府形象的考虑,清末禁烟的最大亮点即在于,禁烟从官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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