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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禁烟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凡六十岁以下的官员限六个月戒断（此条同样适用于学堂教习、军官、士兵、学生等），否则即要辞去公职。为此，各省先后设立禁烟局所五十二处，并令各级官员、有职人等分期调验。这种专门的检查场所，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唯独没有鸦片供应，受验人员必须在这里呆满3天，才算通过。据报告，到1911年4月20日，京内各衙门已戒断者近5400人，因“戒烟不力”而被“革职休致”或自请开缺者达290人，更有136人“因戒吸而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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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的另一大突破是通过外交谈判与英国达成协议。自1907年开始，英国承诺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10%，如清廷在其后3年的禁烟成绩有重大进展，英国将继续减少进口（如无进展，中国需赔付英国此前损失的3倍）。1909年2月，清廷在上海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会议地点设在外滩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当时有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本次“万国禁烟会”直接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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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试验期即将到期之时，清廷于1910年与英国重开谈判，但英国人对中国的禁烟成果将信将疑，迟迟不肯兑现在之后7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的承诺。为调查清廷的实际禁烟情况，英国外交部委派资深外交官谢立山展开实地考察。从1910年5月到1911年5月，谢立山用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6个主要鸦片种植省份，在其后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谢立山认为，“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鸦片种植已减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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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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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其背后也不乏艰辛。鸦片祸国殃民，其危害人所皆知，但半个多世纪的弛禁使得一些地区已对鸦片种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禁烟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鸦片产业中的许多人失去经济来源，其中尤以烟农的矛盾最为突出。对烟农来说，如果“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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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说，禁烟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有益的，但就短期而言，但凡禁烟严格的地方，通常都伴有各种反抗，其中不乏激烈之举。据《东方杂志》的报道，禁烟令下发之后，各地烟农纷纷起而抵制，如四川湄州，烟农“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河南汝州、陕州一带，“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当时委员敷衍了事，仅将道旁各处烟苗拔去销差，不意今年该处所种较去年又多数倍，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省台委人前往禁止烟馆，拔去烟苗，委员甫到该处，即为乡民所知，聚众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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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过程中，激起民变甚至打杀官员的事件屡见不鲜，如陕西凤翔府、眉县等地的县令下乡禁烟时，往往受到烟农的围攻乃至追打；甘肃皋兰县强迫烟农拔除烟苗时引发事变，兰州知府甚至因禁烟而导致全家被杀；陕西武功县的烟农们敲锣打鼓，拿着铁叉镰刀逼退了禁烟的官员和随从们；山西太原更是发生流血事件，禁烟官员被阻后，协助禁烟的清军士兵使用空心子弹进行恐吓，但此举遭到了农民们的嘲笑，结果士兵们用实弹打死了五十多位受害者。悲剧发生后，一些带头抵抗或肇事的农民再次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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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压力下，农民也有变通办法，他们往往会把罂粟苗转移到离道路较远的地方，以逃避官府的检查。事实上，很多地方官也不能和老百姓过于为难，因一旦激起民变的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往往难保，而烟农也多苦苦哀求，希望地方官行行好，至少也要让他们把这一季种完。再者，禁令本身也可以权力寻租，其中即有一些官员被烟农或鸦片商买通，他们在睁一眼闭一眼的同时趁机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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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清末禁烟在短短的数年间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禁烟后，随着小麦稻谷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供给变得充足，而被鸦片挤占的商业也在恢复。以甘肃为例，内地商人之前往往来此收购鸦片，而禁烟后则改为羊皮、猪鬃等。作为禁烟成效的另一个证明是，鸦片价格在此期间连翻数倍，据说四川奉节县因远离总督府而禁烟松弛，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耕田都种了鸦片，结果那些滑头的烟农们很是发了一笔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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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庚子年后，由于推行新政和外加各项赔款，清末财政已是捉襟见肘，而禁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约清廷财政收入的8%左右（而据何启、胡礼恒在《新政真诠》中的说法，很多土药的收入实际上被地方政府隐瞒，如果算上这笔收入的话，很可能是2600万两而不是1000万两，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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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因禁烟而导致的财政损失，清廷想方设法另开税源，譬如推行印花税、盐斤加价等，但这些远远不能堵住由此带来的财政窟窿。为此，地方督抚们也是绞尽脑汁，掘鼠罗雀，如云贵总督沈秉坤开矿增收，广西巡抚张鸣歧请收宰牛之税，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江西巡抚冯如骙对出口之米征税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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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要务是练新军，而很大一部分军费是来自于鸦片税款。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为例，在1895-1905年期间，其经费有30%来自于鸦片税，而禁烟令后，来自鸦片税的经费下降为13%，结果导致原本可以生产出世界最新式枪炮的兵工厂最终难以为继，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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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各省不得不削减用于军队的开支，而这又招来了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10年10月，被派往江宁陆军中学学习的第九镇军官被宣布只发给7成薪俸时，学员们的情绪表现十分激愤。1910年底，湖北宣布削减新军开销，总数达56万两，军人对此表示抗议，有的甚至带着武器离开了军营（一条步枪可卖数十两银子）。1911年，清廷已无可能足额发放官兵们的薪俸，于是在当年5月宣布各级军官的俸银削减40%，这无疑是新军军官们在辛亥年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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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者田海林指出的，清末禁烟新政搞得越好，清王朝就覆亡得越快。作为悖论的是，清廷既要禁烟，又要依靠鸦片收入输血，其厉行禁烟，原本是想通过禁烟洗刷污垢的政治形象，但断绝鸦片税收，也就等于拔掉了其赖以苟延残喘的输血管。这种做法，无异于快速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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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五、钱是万能的：赤字财政逼倒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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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王树槐在《清末民初江苏省的财政》中说，“财政为行政之母，财政不健全，行政则无从发挥其功能。近代政治革新，社会福利措施，经济发展，无不以财政之健全与否为成败之关键：一在办事非钱莫行，一在筹款必有良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之失败，原因固多，而财政尤为其重要原因，清末如此，民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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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朝以来，清廷即以“永不加赋”为国策，但在“不加赋”的前提下，清廷只能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这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显然不合时宜。大体上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而所谓“中央集权”也只在中央这一层面上才是真正的集权，地方上则是一种相对放任的半自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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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政治模式的运作成本和资源需求都不高，因而不需要大量的征收赋税，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大变局及列强的重重压迫下，1901年后开始的清末新政以极快的速度演变成为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而各项新政举措的重大开支与传统的赋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由此对清末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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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万能的，但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等等，不管主事者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终究什么都办不成。所幸清末新政的“总规划师”，张之洞与刘坤一这两位老成之臣在《江楚变法三折》中即附有一片专门论及办理新政如何筹集巨款，实属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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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时期，为扑灭起事的太平军、捻军，国库告罄，国力凋敝，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刨去各项开支后，每年所剩不过数百万两甚至不敷使用，有时甚至要靠短期借债方可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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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估计，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时期，清廷的财税收入仅占全国GDP的3%（不容忽视的是，因地方上的各种陋规及腐败，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又远远超过3%），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总税务司赫德主管的海关所缴纳。中央财政极其有限的财税收入，不免令洋务运动大打折扣，光打造一支北洋水师就历时十余年，其间资金腾转挪移的辛酸，恐怕只有李鸿章这样的主事者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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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据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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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各朝代均奉行重农抑商、压抑私人资本的政策，商业发展水平缓慢迟滞，新政推行后，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即成为当务之急。在末代状元、实业论者张骞等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下，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依次出台，1903年更是新设立了商部。商部宗旨在于保护与开通工商实业，在朝中各部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与奖掖实业的角色，堪称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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