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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所记载，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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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四、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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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奉命前往开封充任癸卯科同考官，返京路上，他惊讶的看到，黄河沿岸竟然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暗淡的豌豆或麦田的衬托下，那些罂粟花开得如此的艳丽而惹人注目，让恽大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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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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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还观察到，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的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英镑鸦片而已（一英镑为453克，合一斤不到），但到鸦片出售时，每英镑可以卖到2至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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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属初级毒品，因产地不同而颜色或有差异（黑色或褐色），其外观与气味并不讨人喜欢，因初提炼的生鸦片会有一种强烈的氨味（或可称之为陈旧尿味），往往令人作呕；但经烧煮与发酵后，被制成条块状或饼状的熟鸦片则呈现出棕色或金黄色的外观，而且吸食时会产生出一种香甜气味，令人醺醺欲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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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尚未等鸦片战争开战，全国各地早已是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竟被视为富贵荣华的标志，就连道光皇帝，也一度沾染成瘾（道光在《赐香雪梨恭记》中说，“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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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道光发现吸食鸦片费用甚大，而他又是“史上最吝啬的皇帝”，于是将烟膏毁弃，并处死了最早进烟的太监。戒除烟瘾后的道光不无担忧地说，此物如不禁绝而任由它流行于内地的话，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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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并非始于道光，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雍正朝即有规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惩处，最高可处绞监候。但荒唐的是，严刑峻法下的鸦片非但屡禁不止，反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到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而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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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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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开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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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对此极为痛心：“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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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也十分普遍，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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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为例，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喾六七”；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烟的前夕，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光绪年间，云、贵、川三省的土烟产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罂粟种植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二是与西南地区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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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据统计，1906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于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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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国内对革除鸦片陋习的呼声日益高涨，经反复争论后，清廷最终于1906年9月20日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当年11月30日，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其中对禁吸、禁种、禁运等各项举措作了具体规定。1908年4月，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充任“禁烟大臣”，以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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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吸食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员与随从者，鸦片战争之前即有人估计，京官中吸食鸦片者占十分之一，地方官中则有十分之二、三，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或许是出于表率作用或改善政府形象的考虑，清末禁烟的最大亮点即在于，禁烟从官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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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禁烟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凡六十岁以下的官员限六个月戒断（此条同样适用于学堂教习、军官、士兵、学生等），否则即要辞去公职。为此，各省先后设立禁烟局所五十二处，并令各级官员、有职人等分期调验。这种专门的检查场所，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唯独没有鸦片供应，受验人员必须在这里呆满3天，才算通过。据报告，到1911年4月20日，京内各衙门已戒断者近5400人，因“戒烟不力”而被“革职休致”或自请开缺者达290人，更有136人“因戒吸而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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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的另一大突破是通过外交谈判与英国达成协议。自1907年开始，英国承诺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10%，如清廷在其后3年的禁烟成绩有重大进展，英国将继续减少进口（如无进展，中国需赔付英国此前损失的3倍）。1909年2月，清廷在上海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会议地点设在外滩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当时有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本次“万国禁烟会”直接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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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试验期即将到期之时，清廷于1910年与英国重开谈判，但英国人对中国的禁烟成果将信将疑，迟迟不肯兑现在之后7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的承诺。为调查清廷的实际禁烟情况，英国外交部委派资深外交官谢立山展开实地考察。从1910年5月到1911年5月，谢立山用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6个主要鸦片种植省份，在其后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谢立山认为，“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鸦片种植已减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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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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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其背后也不乏艰辛。鸦片祸国殃民，其危害人所皆知，但半个多世纪的弛禁使得一些地区已对鸦片种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禁烟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鸦片产业中的许多人失去经济来源，其中尤以烟农的矛盾最为突出。对烟农来说，如果“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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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说，禁烟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有益的，但就短期而言，但凡禁烟严格的地方，通常都伴有各种反抗，其中不乏激烈之举。据《东方杂志》的报道，禁烟令下发之后，各地烟农纷纷起而抵制，如四川湄州，烟农“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河南汝州、陕州一带，“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当时委员敷衍了事，仅将道旁各处烟苗拔去销差，不意今年该处所种较去年又多数倍，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省台委人前往禁止烟馆，拔去烟苗，委员甫到该处，即为乡民所知，聚众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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