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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岑春煊的“勤王”之举更多是精神层面，其本人也《乐斋漫笔》中承认所带骑兵不过百数十人，如此兵力，当然不堪大用。不过，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慈禧太后出逃的路线正好经过他驻扎之区，机缘凑泊而成大功。护驾过程中，岑春煊也确实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他曾在太后舆前亲自手刃一乱兵，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某夜，太后梦中忽惊呼，庙外彻夜看护的岑春煊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慈禧太后深感其恩，至西安后曾泣谓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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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上任伊始，即计划一次性弹劾300余官员，后因幕僚苦劝而作罢，但仍有40多名官员因此去职，官场风气为之一新。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随后又展开大规模的“肃贪”风暴，任内共劾罢不法污吏、贪渎官员1400多位，举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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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在广东办的两个标志性案件，一是南海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另一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的侵蚀巨额税款案。骇人听闻的是，这两大案主所贪赃银均为上百万两之多，而周荣曜不过一介书办，竟以巨款买通庆亲王奕劻，进而摇身一变为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诚可谓官场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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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腐败，买官卖官之风盛行不衰，在弹劾并罢斥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岑春煊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人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只是，岑春煊深获慈禧太后的宠信，奕劻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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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岑春煊也不是一味地“屠官”，对于有功有才的能员干吏，他同样不吝提拔，譬如后来的风云人物陆荣廷（民国后任广西督军）、龙济光（民国后的广东军头）等，而后任广西巡抚乃至两广总督的张鸣歧，也曾是岑春煊最为赏识的亲信幕僚，其出任封疆大吏时不过三十出头，若无岑春煊的保举，这在当时官场上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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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岑春煊的表现极为抢眼，1905年他曾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俨然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清末地方总督中，袁世凯和岑春煊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政坛之星，时称“南岑北袁”，一时无副。刁诡的是，此二人均为荣禄识拔，但最终成了权力场上的死对头，两人从清末缠斗到民国，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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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中有一谈资，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至于岑春煊，则“气”多于学，亦多于术，他与袁世凯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意气用事，并一再开罪当时最有权势的庆亲王奕劻。庚子年后，奕劻不仅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且是领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在岑春煊不断与之为难时，袁世凯却与奕劻结成了坚定的政治同盟，双方的争斗最终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得以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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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冬，云南片马交涉事起，奕劻趁机请调岑春煊任云贵总督，理由是，云南边患，非得干练知兵之大员不能胜任，慈禧太后顾念边防安全，不能不同意，而奕劻的真实用意却是将岑春煊贬到边陲僻远的贫瘠之地，一则假公义而报私怨，二则企图将之政坛边缘化，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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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岑春煊的被贬，奕劻的朝中对手、军机大臣瞿鸿禨心知肚明。巧合的是，瞿鸿禨也是在庚子之役中护驾有功，由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瞿鸿禨在庚子之难中为代慈禧代拟诏旨，从而成为军机重臣）。在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争权过程中，自成清流一派的瞿鸿禨势单力薄，于是趁机联手岑春煊，意在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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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亲见慈禧太后，以求事有转机。初接调令时，岑春煊在上海称病不行，奕劻见其不肯就范，又请将之调补四川总督，而且“毋庸来京请训”，排挤之心，昭然如揭。岑春煊将计就计，他随后假装离开上海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却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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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令奕劻、袁世凯等人颇有些措手不及，但也只能静观其变。在瞿鸿禨的帮助下，岑春煊不出意料地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老太后谈起当年蒙难之事，君臣未免一阵唏嘘。想起岑春煊当年的护驾往事，慈禧太后也颇为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何有今日？”岑春煊就坡下驴，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四川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慈禧太后当即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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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岑春煊从四川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正式结盟。尚未就任，岑春煊就来了个大动作，中招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系奕劻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屁股还没坐热，其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给慈禧太后谢恩时，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长官未到任而先将副手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上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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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告捷后，瞿鸿禨等人再度发起攻势。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查办。原来，当年4月发布东三省督抚任选，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三省巡抚，这实际上是把东三省划到了奕劻、袁世凯集团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等人十分气愤，之后便伺机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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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它人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段芝贵是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戴振（后任农工商部尚书）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时，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迷得是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一掷千金，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高兴得合不拢嘴，回去后便在老爸面前大力夸赞小段能干懂事。于是乎，段芝贵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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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被捅之后，慈禧太后下令彻查，段芝贵最后鸡飞蛋打，巡抚位子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不仅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就连农工商部尚书的位置也最终不保。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十分恼怒。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许多。他首先指使亲信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这招很阴险，因他深知慈禧太后最恨康、梁、翁三人，虽然此番搬弄没能将瞿鸿禨等人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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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招还在后头。由于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袁世凯先是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意在拆散“瞿岑联盟”。慈禧太后知道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正犹豫间，袁世凯不紧不慢的说了一句：“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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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不当如此”的大帽子一盖，在京城刚呆一个月的岑春煊只得回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故伎重演，他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传来的消息却是瞿鸿禨被赶出了军机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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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岑春煊被逐出京城后，瞿鸿禨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京报》，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在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时，不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为惊讶，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她怀疑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奕劻趁热打铁，随即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其中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种种罪名，这下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被开缺回籍，就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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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后，岑春煊仰天长叹，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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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见血。岑春煊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这事不用怀疑，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清人笔记《一士谭荟》中说，这事乃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酷爱摄影，后来这门手艺还真发挥了作用。他利用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PS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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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到相片后，立刻将之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袁世凯指使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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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笑，被伪造相片陷害的事情，岑春煊并非第一例。《异辞录》中说，“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嫉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换句话说，早在光绪十年（1885年）时，马建忠曾伪造相片陷害对手沈能虎，可惜上司李鸿章并未上当，而岑春煊这次却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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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是瞿鸿禨一派）相继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史称“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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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岑春煊寓居上海，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在“川路风潮”已无可收拾时，清廷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岑春煊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他最初称病，后至武汉而迟迟不行。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立刻返回上海，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他也以“道路梗阻”为由拒不就任。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世受国恩”的岑春煊竟领衔发出共和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由此可见，功臣之后也未必可靠，特别像岑春煊这种多变投机之人，但凡有风吹草动，君臣之义即可弃如敝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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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袁世凯执掌大权，岑春煊当然是靠边站。1913年“二次革命”时，岑春煊被革命党人遥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但举事很快失败，岑春煊也因被通缉而逃往南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据说岑春煊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供应两师之枪械，岑本人也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此期间，有一事颇值一提，那就是曾陷害岑春煊的蔡乃煌当时正在广东军头龙济光帐中，后龙济光在岑春煊的压力之下将蔡杀死，算是给岑春煊报了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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