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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岑春煊的“勤王”之举更多是精神层面,其本人也《乐斋漫笔》中承认所带骑兵不过百数十人,如此兵力,当然不堪大用。不过,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慈禧太后出逃的路线正好经过他驻扎之区,机缘凑泊而成大功。护驾过程中,岑春煊也确实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他曾在太后舆前亲自手刃一乱兵,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某夜,太后梦中忽惊呼,庙外彻夜看护的岑春煊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慈禧太后深感其恩,至西安后曾泣谓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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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上任伊始,即计划一次性弹劾300余官员,后因幕僚苦劝而作罢,但仍有40多名官员因此去职,官场风气为之一新。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随后又展开大规模的“肃贪”风暴,任内共劾罢不法污吏、贪渎官员1400多位,举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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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在广东办的两个标志性案件,一是南海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另一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的侵蚀巨额税款案。骇人听闻的是,这两大案主所贪赃银均为上百万两之多,而周荣曜不过一介书办,竟以巨款买通庆亲王奕劻,进而摇身一变为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诚可谓官场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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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腐败,买官卖官之风盛行不衰,在弹劾并罢斥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岑春煊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人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只是,岑春煊深获慈禧太后的宠信,奕劻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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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岑春煊也不是一味地“屠官”,对于有功有才的能员干吏,他同样不吝提拔,譬如后来的风云人物陆荣廷(民国后任广西督军)、龙济光(民国后的广东军头)等,而后任广西巡抚乃至两广总督的张鸣歧,也曾是岑春煊最为赏识的亲信幕僚,其出任封疆大吏时不过三十出头,若无岑春煊的保举,这在当时官场上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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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岑春煊的表现极为抢眼,1905年他曾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俨然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清末地方总督中,袁世凯和岑春煊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政坛之星,时称“南岑北袁”,一时无副。刁诡的是,此二人均为荣禄识拔,但最终成了权力场上的死对头,两人从清末缠斗到民国,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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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中有一谈资,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至于岑春煊,则“气”多于学,亦多于术,他与袁世凯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意气用事,并一再开罪当时最有权势的庆亲王奕劻。庚子年后,奕劻不仅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且是领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在岑春煊不断与之为难时,袁世凯却与奕劻结成了坚定的政治同盟,双方的争斗最终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得以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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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冬,云南片马交涉事起,奕劻趁机请调岑春煊任云贵总督,理由是,云南边患,非得干练知兵之大员不能胜任,慈禧太后顾念边防安全,不能不同意,而奕劻的真实用意却是将岑春煊贬到边陲僻远的贫瘠之地,一则假公义而报私怨,二则企图将之政坛边缘化,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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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岑春煊的被贬,奕劻的朝中对手、军机大臣瞿鸿禨心知肚明。巧合的是,瞿鸿禨也是在庚子之役中护驾有功,由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瞿鸿禨在庚子之难中为代慈禧代拟诏旨,从而成为军机重臣)。在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争权过程中,自成清流一派的瞿鸿禨势单力薄,于是趁机联手岑春煊,意在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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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亲见慈禧太后,以求事有转机。初接调令时,岑春煊在上海称病不行,奕劻见其不肯就范,又请将之调补四川总督,而且“毋庸来京请训”,排挤之心,昭然如揭。岑春煊将计就计,他随后假装离开上海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却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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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令奕劻、袁世凯等人颇有些措手不及,但也只能静观其变。在瞿鸿禨的帮助下,岑春煊不出意料地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老太后谈起当年蒙难之事,君臣未免一阵唏嘘。想起岑春煊当年的护驾往事,慈禧太后也颇为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何有今日?”岑春煊就坡下驴,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四川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慈禧太后当即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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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岑春煊从四川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正式结盟。尚未就任,岑春煊就来了个大动作,中招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系奕劻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屁股还没坐热,其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给慈禧太后谢恩时,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长官未到任而先将副手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上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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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告捷后,瞿鸿禨等人再度发起攻势。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查办。原来,当年4月发布东三省督抚任选,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三省巡抚,这实际上是把东三省划到了奕劻、袁世凯集团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等人十分气愤,之后便伺机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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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它人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段芝贵是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戴振(后任农工商部尚书)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时,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迷得是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一掷千金,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高兴得合不拢嘴,回去后便在老爸面前大力夸赞小段能干懂事。于是乎,段芝贵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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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被捅之后,慈禧太后下令彻查,段芝贵最后鸡飞蛋打,巡抚位子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不仅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就连农工商部尚书的位置也最终不保。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十分恼怒。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许多。他首先指使亲信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这招很阴险,因他深知慈禧太后最恨康、梁、翁三人,虽然此番搬弄没能将瞿鸿禨等人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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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招还在后头。由于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袁世凯先是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意在拆散“瞿岑联盟”。慈禧太后知道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正犹豫间,袁世凯不紧不慢的说了一句:“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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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不当如此”的大帽子一盖,在京城刚呆一个月的岑春煊只得回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故伎重演,他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传来的消息却是瞿鸿禨被赶出了军机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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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岑春煊被逐出京城后,瞿鸿禨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京报》,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在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时,不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为惊讶,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她怀疑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奕劻趁热打铁,随即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其中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种种罪名,这下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被开缺回籍,就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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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后,岑春煊仰天长叹,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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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见血。岑春煊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这事不用怀疑,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清人笔记《一士谭荟》中说,这事乃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酷爱摄影,后来这门手艺还真发挥了作用。他利用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PS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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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到相片后,立刻将之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袁世凯指使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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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笑,被伪造相片陷害的事情,岑春煊并非第一例。《异辞录》中说,“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嫉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换句话说,早在光绪十年(1885年)时,马建忠曾伪造相片陷害对手沈能虎,可惜上司李鸿章并未上当,而岑春煊这次却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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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是瞿鸿禨一派)相继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史称“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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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岑春煊寓居上海,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在“川路风潮”已无可收拾时,清廷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岑春煊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他最初称病,后至武汉而迟迟不行。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立刻返回上海,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他也以“道路梗阻”为由拒不就任。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世受国恩”的岑春煊竟领衔发出共和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由此可见,功臣之后也未必可靠,特别像岑春煊这种多变投机之人,但凡有风吹草动,君臣之义即可弃如敝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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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袁世凯执掌大权,岑春煊当然是靠边站。1913年“二次革命”时,岑春煊被革命党人遥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但举事很快失败,岑春煊也因被通缉而逃往南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据说岑春煊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供应两师之枪械,岑本人也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此期间,有一事颇值一提,那就是曾陷害岑春煊的蔡乃煌当时正在广东军头龙济光帐中,后龙济光在岑春煊的压力之下将蔡杀死,算是给岑春煊报了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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