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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商部特意出台政策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如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还有创办农工商矿或经营公司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清末的最后10年中,朝廷鼓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取得了相当成效,自1902至1911年,中国自行创办了超过330家厂矿,资金量达7000多万两(军事工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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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1年前的20多年相比(洋务运动时期),这10年的厂矿增加数是过去的两倍,资金则增长了一倍多,进步可谓迅速。在这些厂矿中,民营厂矿约80家,为过去20年的8倍,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的民族资本家,近代知名的企业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孙氏兄弟(孙多松、孙多森)的上海阜丰面粉公司、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的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均为当时创办(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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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的统计,清末实业投资的规模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1895年至1898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5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276家,其数量远高于此前。另外,清廷制定《矿务誓行章程》后,各地掀起了兴办矿业的热潮,在1904至1910年就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而在交通、商业、金融等领域,民族资本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由此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杨诠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将清末十年称为“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最热心奖励工业的时期”,从1895至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达到年均15%的增长速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略高一点,称之为“黄金十年”,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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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振兴对清廷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了相应的拉动作用,到了1911年前后,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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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的迅疾增长固然是史无前例,但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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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本省滥增税费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此为1902年12月13日记,后山西也开妓捐,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妓每月2500文,中等1500文,下等1000文,刘大鹏大叹息:‘捐至于妓,可谓极矣!’)”;1907年6月3日,刘大鹏对官方征税大发议论:“近年所行之新政,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一之不已,至于再三。无安民之政,悉系扰民之政,非自弱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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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用银子铺出来的,清末十年中财税收入的剧增,与新增加的各种捐税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统计,清末各地征榷的名目,计有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铺捐、茶捐、船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国民捐、米捐、警捐、花捐、牌照捐、戏捐、户口捐、河捐、路捐等不下百种,这些历朝历代闻所未闻的税目几同于天罗地网,网住了黎民百姓,更网走了他们本就有限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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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考核目标的压迫下,各省自开捐税已无法度可言,如《国乘备闻》中所言:“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报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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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无款可拨,地方便自行其是,对百姓的盘剥更是百般设法,无所不用其极。1910年5月,有读者向汉口《东方时报》投书批评:“现在什么东西都得上税,棉花、谷物、食油、燃料、牛,不管什么——并不光是一个田赋的问题。官吏们在征收这些税课时竭泽而渔,他们的下级僚属,以‘灯钱’、‘证劵勒索’、‘检查税’和无计其数的、荒诞怪异的恐吓威胁,竞相效尤”;汉口的《公论新报》指责新政“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称,对于农民们来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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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国风报》在论及“莱阳民变”(因增税引起)时说:“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目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奴手,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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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湖广总督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当时还邀请了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军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时为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座陪宴,他与学堂监督梁某戏言:“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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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搜刮民财后,各项新政的效果也未必见佳。民国知名遗老、清史撰者柯劭忞在述及清末新政时曾不无沉痛地说:“庚子以后,骤增各国赔款,财力已属不支,加以兴学、练兵及开办工艺、巡警各局,地方行一新政,即须筹一巨款,商捐民捐,丛见迭出,几同竭泽而渔。然锱铢取之泥沙,用之薪水之滥,建筑之侈,购买之贵与夫管理之侵渔,开支之浮冒,固已耗之大半,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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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历朝历代难以克服的痼疾,特别在新政十年里,在大量钱财的收取与运用过程中,更容易找到营私舞弊、贪腐自肥的良机。正如民众所揭露的,“他们总是假借地方自治的名义征税,并把税款落入腰包”,各级官吏们贪污腐败所引发的民怨在各项举措的成效彰显之前,无疑是激起民众对新政反感、对清廷痛恨并诱发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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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六、猛虎中箭:岑春煊的肃贪与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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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有“三屠”,即“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三屠”来由,一则张之洞不谨细行,盛气凌人,士人深以为苦,遂有“士屠”之称(一说其主张废科举而获此名);二则袁世凯练兵主政,心狠手辣,杀人无数(特别庚子年中),人称“民屠”(袁善于笼络人心,花钱如流水,又有“财屠”之称);三则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庸官,大小官员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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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1861年生于显宦之家,其父岑毓英曾位居云贵总督。岑毓英生七子,岑春煊排行第三,人称“岑三公子”,其年轻时放荡不羁,又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少”。后来,其父为之代捐工部主事,后又报效海军经费而晋郎中。1892年后,岑春煊任光禄寺少卿,旋升太仆寺少卿,署理大理寺正卿,于冷衙门中打发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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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上奏请将自己任职的衙门予以裁撤,这一惊人之举令人大跌眼镜,倘若朝廷准奏,自己官位不保固不待说,尚且累及同僚,岂非自讨苦吃,惹人非议。不过从结果上看,岑春煊之举更像是“苦肉计”,因冷衙门虽被裁撤,但此举大获光绪赏识并蒙召见,随后岑春煊被特旨超擢为广东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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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对岑春煊的擢拔并不奇怪,因变法期间各方热议裁汰冗余衙门,但整个部门全体下岗的事情落在谁头上都不好受,而身为长官的岑春煊敢于拿自己开刀,这种牺牲精神堪称表率,极为难得,由此获取回报也属当然(也有人说是政治投机,牺牲同僚为上位台阶,可惜的是,所有被裁撤的衙门在变法失败后一律恢复,倒是岑春煊从这些短促的人事变动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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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岑春煊自述,光绪曾在其离京赴任前与之密语:“两广总督谭锺麟老迈不能办事,去后须认真察看,据实奏闻。”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岑春煊在广州果然闹出动静。到任后,岑春煊雷厉风行,随即查出总督亲信、厘金局总办兼督署文案王存善贪腐百万(有“王半城”之名),当他请谭锺麟将其撤职查办时,谭断然拒绝。一怒之下,岑春煊未经总督认可即将王存善拿下。谭锺麟得知后拍案大骂,气得连眼镜都给摔碎了,而岑春煊不甘示弱,“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说罢,岑春煊“掷冠案上,拂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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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吏相争,轰动朝廷。岑春煊以一布政使而公然与总督相拮抗,即便有理也难免在官场上招引非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即不以为然的说:“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钟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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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是否“康党”(即康有为之维新派)姑且不论,但他至少是以维新派面目出现并得以提升的。“戊戌政变”后,岑春煊从广东布政使“平调”至甘肃布政使,级别尽管不变,但从富庶之所调至贫瘠之地,其间自有天壤之别。不过这还算好的,岑春煊毕竟没有被守旧派清算,而其冒犯的上司谭锺麟却最终因老迈昏庸而被罢官(谭锺麟即民国闻人谭延闿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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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乘备闻》中说,岑春煊之所以安然过关,主要是慈禧太后的身边红人、时任军机大臣的荣禄为他说了好话。蛰伏边陲两年后,岑春煊再次抓住机会一跃龙门。庚子年中,八国联军围攻京城,各地勤王师迟迟其行,远在甘肃的岑春煊愤然请缨,后率一小队骑兵一路疾驰抵京,荣禄命其往察哈尔招募营勇,作预备队之用。京师陷落后,帝、后仓惶出逃,岑春煊正好就近接驾,由此深得慈禧宠信并迅速拔为陕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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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接驾有功的吴永(曾国藩之孙女婿)则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对其大加贬斥,他说岑春煊“本在甘藩任内,听说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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