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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商部特意出台政策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如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还有创办农工商矿或经营公司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清末的最后10年中，朝廷鼓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取得了相当成效，自1902至1911年，中国自行创办了超过330家厂矿，资金量达7000多万两（军事工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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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1年前的20多年相比（洋务运动时期），这10年的厂矿增加数是过去的两倍，资金则增长了一倍多，进步可谓迅速。在这些厂矿中，民营厂矿约80家，为过去20年的8倍，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的民族资本家，近代知名的企业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孙氏兄弟（孙多松、孙多森）的上海阜丰面粉公司、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的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均为当时创办（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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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的统计，清末实业投资的规模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1895年至1898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5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276家，其数量远高于此前。另外，清廷制定《矿务誓行章程》后，各地掀起了兴办矿业的热潮，在1904至1910年就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而在交通、商业、金融等领域，民族资本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由此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杨诠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将清末十年称为“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最热心奖励工业的时期”，从1895至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达到年均15%的增长速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略高一点，称之为“黄金十年”，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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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振兴对清廷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了相应的拉动作用，到了1911年前后，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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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的迅疾增长固然是史无前例，但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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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本省滥增税费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此为1902年12月13日记，后山西也开妓捐，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妓每月2500文，中等1500文，下等1000文，刘大鹏大叹息：‘捐至于妓，可谓极矣！’）”；1907年6月3日，刘大鹏对官方征税大发议论：“近年所行之新政，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一之不已，至于再三。无安民之政，悉系扰民之政，非自弱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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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用银子铺出来的，清末十年中财税收入的剧增，与新增加的各种捐税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统计，清末各地征榷的名目，计有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铺捐、茶捐、船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国民捐、米捐、警捐、花捐、牌照捐、戏捐、户口捐、河捐、路捐等不下百种，这些历朝历代闻所未闻的税目几同于天罗地网，网住了黎民百姓，更网走了他们本就有限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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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考核目标的压迫下，各省自开捐税已无法度可言，如《国乘备闻》中所言：“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报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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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无款可拨，地方便自行其是，对百姓的盘剥更是百般设法，无所不用其极。1910年5月，有读者向汉口《东方时报》投书批评：“现在什么东西都得上税，棉花、谷物、食油、燃料、牛，不管什么——并不光是一个田赋的问题。官吏们在征收这些税课时竭泽而渔，他们的下级僚属，以‘灯钱’、‘证劵勒索’、‘检查税’和无计其数的、荒诞怪异的恐吓威胁，竞相效尤”；汉口的《公论新报》指责新政“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称，对于农民们来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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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国风报》在论及“莱阳民变”（因增税引起）时说：“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目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奴手，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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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湖广总督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当时还邀请了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军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时为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座陪宴，他与学堂监督梁某戏言：“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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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搜刮民财后，各项新政的效果也未必见佳。民国知名遗老、清史撰者柯劭忞在述及清末新政时曾不无沉痛地说：“庚子以后，骤增各国赔款，财力已属不支，加以兴学、练兵及开办工艺、巡警各局，地方行一新政，即须筹一巨款，商捐民捐，丛见迭出，几同竭泽而渔。然锱铢取之泥沙，用之薪水之滥，建筑之侈，购买之贵与夫管理之侵渔，开支之浮冒，固已耗之大半，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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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历朝历代难以克服的痼疾，特别在新政十年里，在大量钱财的收取与运用过程中，更容易找到营私舞弊、贪腐自肥的良机。正如民众所揭露的，“他们总是假借地方自治的名义征税，并把税款落入腰包”，各级官吏们贪污腐败所引发的民怨在各项举措的成效彰显之前，无疑是激起民众对新政反感、对清廷痛恨并诱发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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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六、猛虎中箭：岑春煊的肃贪与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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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场有“三屠”，即“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三屠”来由，一则张之洞不谨细行，盛气凌人，士人深以为苦，遂有“士屠”之称（一说其主张废科举而获此名）；二则袁世凯练兵主政，心狠手辣，杀人无数（特别庚子年中），人称“民屠”（袁善于笼络人心，花钱如流水，又有“财屠”之称）；三则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庸官，大小官员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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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1861年生于显宦之家，其父岑毓英曾位居云贵总督。岑毓英生七子，岑春煊排行第三，人称“岑三公子”，其年轻时放荡不羁，又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少”。后来，其父为之代捐工部主事，后又报效海军经费而晋郎中。1892年后，岑春煊任光禄寺少卿，旋升太仆寺少卿，署理大理寺正卿，于冷衙门中打发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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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上奏请将自己任职的衙门予以裁撤，这一惊人之举令人大跌眼镜，倘若朝廷准奏，自己官位不保固不待说，尚且累及同僚，岂非自讨苦吃，惹人非议。不过从结果上看，岑春煊之举更像是“苦肉计”，因冷衙门虽被裁撤，但此举大获光绪赏识并蒙召见，随后岑春煊被特旨超擢为广东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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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对岑春煊的擢拔并不奇怪，因变法期间各方热议裁汰冗余衙门，但整个部门全体下岗的事情落在谁头上都不好受，而身为长官的岑春煊敢于拿自己开刀，这种牺牲精神堪称表率，极为难得，由此获取回报也属当然（也有人说是政治投机，牺牲同僚为上位台阶，可惜的是，所有被裁撤的衙门在变法失败后一律恢复，倒是岑春煊从这些短促的人事变动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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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岑春煊自述，光绪曾在其离京赴任前与之密语：“两广总督谭锺麟老迈不能办事，去后须认真察看，据实奏闻。”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岑春煊在广州果然闹出动静。到任后，岑春煊雷厉风行，随即查出总督亲信、厘金局总办兼督署文案王存善贪腐百万（有“王半城”之名），当他请谭锺麟将其撤职查办时，谭断然拒绝。一怒之下，岑春煊未经总督认可即将王存善拿下。谭锺麟得知后拍案大骂，气得连眼镜都给摔碎了，而岑春煊不甘示弱，“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说罢，岑春煊“掷冠案上，拂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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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吏相争，轰动朝廷。岑春煊以一布政使而公然与总督相拮抗，即便有理也难免在官场上招引非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即不以为然的说：“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钟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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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是否“康党”（即康有为之维新派）姑且不论，但他至少是以维新派面目出现并得以提升的。“戊戌政变”后，岑春煊从广东布政使“平调”至甘肃布政使，级别尽管不变，但从富庶之所调至贫瘠之地，其间自有天壤之别。不过这还算好的，岑春煊毕竟没有被守旧派清算，而其冒犯的上司谭锺麟却最终因老迈昏庸而被罢官（谭锺麟即民国闻人谭延闿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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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乘备闻》中说，岑春煊之所以安然过关，主要是慈禧太后的身边红人、时任军机大臣的荣禄为他说了好话。蛰伏边陲两年后，岑春煊再次抓住机会一跃龙门。庚子年中，八国联军围攻京城，各地勤王师迟迟其行，远在甘肃的岑春煊愤然请缨，后率一小队骑兵一路疾驰抵京，荣禄命其往察哈尔招募营勇，作预备队之用。京师陷落后，帝、后仓惶出逃，岑春煊正好就近接驾，由此深得慈禧宠信并迅速拔为陕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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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接驾有功的吴永（曾国藩之孙女婿）则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对其大加贬斥，他说岑春煊“本在甘藩任内，听说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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