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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招还在后头。由于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袁世凯先是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意在拆散“瞿岑联盟”。慈禧太后知道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正犹豫间,袁世凯不紧不慢的说了一句:“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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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不当如此”的大帽子一盖,在京城刚呆一个月的岑春煊只得回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故伎重演,他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传来的消息却是瞿鸿禨被赶出了军机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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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岑春煊被逐出京城后,瞿鸿禨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京报》,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在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时,不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为惊讶,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她怀疑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奕劻趁热打铁,随即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其中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种种罪名,这下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被开缺回籍,就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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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后,岑春煊仰天长叹,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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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见血。岑春煊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这事不用怀疑,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清人笔记《一士谭荟》中说,这事乃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酷爱摄影,后来这门手艺还真发挥了作用。他利用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PS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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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到相片后,立刻将之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袁世凯指使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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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笑,被伪造相片陷害的事情,岑春煊并非第一例。《异辞录》中说,“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嫉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换句话说,早在光绪十年(1885年)时,马建忠曾伪造相片陷害对手沈能虎,可惜上司李鸿章并未上当,而岑春煊这次却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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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是瞿鸿禨一派)相继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史称“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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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岑春煊寓居上海,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在“川路风潮”已无可收拾时,清廷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岑春煊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他最初称病,后至武汉而迟迟不行。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立刻返回上海,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他也以“道路梗阻”为由拒不就任。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世受国恩”的岑春煊竟领衔发出共和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由此可见,功臣之后也未必可靠,特别像岑春煊这种多变投机之人,但凡有风吹草动,君臣之义即可弃如敝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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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袁世凯执掌大权,岑春煊当然是靠边站。1913年“二次革命”时,岑春煊被革命党人遥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但举事很快失败,岑春煊也因被通缉而逃往南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据说岑春煊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供应两师之枪械,岑本人也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此期间,有一事颇值一提,那就是曾陷害岑春煊的蔡乃煌当时正在广东军头龙济光帐中,后龙济光在岑春煊的压力之下将蔡杀死,算是给岑春煊报了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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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岑春煊被西南军阀举为名义领袖,直至1920年10月护法军政府取消。此后,岑春煊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曾捐助3万元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次年4月,岑春煊因病逝于上海,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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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初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40万两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没想到的是,没有收礼的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商民们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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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备乘》中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以“屠官”而闻名,在百姓眼中他是个“好官”,其参劾的管吏也大多罪有应得,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行事过于操切,处置有失公允,则亦有可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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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一生复杂多变,若以“三屠”论,张之洞有识,袁世凯有能,岑春煊则是有气,他虽然有胆有识,但失之过粗,辜鸿铭也曾说他“绝对不知思想修养为何物”(后一句则为“正因他完全不知思想修养,他是光明磊落的”)。在官言官,官必有术,这或许是岑春煊在官场上走不远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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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七、侠女竞雄:秋瑾的生前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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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在天色刚刚蒙蒙亮时,31岁的秋瑾被押至绍兴山阴县轩亭口当街斩首,血溅三尺白练。据报载,遇难前的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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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亭口一向是处死强盗的地方,按大清律例,女子犯罪一般用绞刑而不用斩首,在社会各界要求废除残酷肉刑的呼声下,作为新学新女性代表的秋瑾被地方当局残忍处死,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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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小名玉姑,别号竞雄,祖籍浙江绍兴,1877年生人。秋瑾的童年在厦门度过,17岁那年,父亲官调湖南,秋瑾随家人入湘。3年后,秋瑾和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成婚,次年生一子。1899年,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随后秋瑾携子赴京,1900年因闹义和团而回湖南暂避,次年再生一女。1903年,王廷钧回北京复职,秋瑾随同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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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与吴芝瑛做邻居的话,秋瑾的人生或许与其他传统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于默默无闻中度过平凡的一生,但与吴芝瑛相遇后,秋瑾的命运被改变了。吴芝瑛的丈夫当时也在户部任职,他们同住在绳匠胡同,两位女子由此相遇,并成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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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瑛比秋瑾大10岁,别号“万柳夫人”,她的出身背景与秋瑾极为相似,其父曾任宁阳、禹城、蒲台、武城等地知县,其伯父、晚清名士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当时知名的诗文大家并被誉为最后一个“桐城派”。与秋瑾一样,生于诗书之家的吴芝瑛也是一位工诗文、善书法的女才子,与秋瑾相遇后,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并结为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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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在户部为官,但吴芝瑛之夫与秋瑾的丈夫却是迥然相异的两人。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善诗而有才名,其思想维新,曾在京开设文明书局,并与日人合办东文学社,颇有影响。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则不同了,虽然其出身富贵亦不失为翩翩佳公子,但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与秋瑾成婚后,两人“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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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家接触了许多新学书刊后,性格原本就伉爽若须眉的秋瑾眼界大开,胆识与增。也就在这个时期,秋瑾的个人作风发生突变,她不愿再过这种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日子而对妇女解放有着强烈的向往,正如其对吴芝瑛的剖白:“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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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秋瑾改易男装,并在公开场合露面,由此引发了与丈夫的尖锐矛盾。王廷钧出去吃“花酒”应酬时,秋瑾也女扮男装出去看京戏,最终夫妻反目。1903年中秋节,秋瑾从家中出走。半年后,她不顾家人的众多阻扰,靠变卖首饰等物凑足了学费和路费,最终踏上前往日本留学的道路。离国之日,吴芝瑛邀集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吴于席间挥毫作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以志别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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