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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废除科举，罗斯认为，尽管科举制度及其填鸭式的教育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并泯灭了人们的创造力，但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信条与观念使得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人身安全和一定程度上的幸福。更令人敬服的是，罗斯从中看出了中国将因此面临一场传统与道德的巨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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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旅行者通常发现，在中国几乎没有绿地、没有草坪、没有鲜花，也没有点缀生活的树木、公园和乘凉的地方，人们找不到被留下来用做娱乐场所的空地——除了寺庙周围的树木之外。罗斯也认为，“在中国，国家是贡品的征收者，而不是大众福利的保护者”，一般人也没有形成那种保护公共利益的意识。举例而言，在渭河沿岸，庄稼地里散种着大量茂密的树木并影响了庄稼的生长，但在二三英里外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在罗斯看来，人们宁愿在自己的庄稼地里种树，而不肯在不适合种庄稼的山上种草种树，其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山地不属于任何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可能遇到毁损和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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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的最后，罗斯忧心忡忡的告诫说，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在放弃了旧式教育后（指废除科举和儒学教育），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基础性建设的话，那么即使中国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灾难。一百年过去了，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预见而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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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一、抢米：抚衙门口的革命总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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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湖南发生水旱两灾，先是洞庭湖区大水，接着衡阳长沙一带又遇旱灾，以致粮食减收过半，等到次年春夏之交，长沙粮价飙升，老百姓大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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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一户挑水为生的黄姓人家，男人辛辛苦苦赚了80文钱，让妻子去买一升米回来做饭。妻子走到社坛街某粮店，店家说她的钱里有几文不通行的制钱，要她换了再来，但等到她再次来到这家粮店时，米价已涨到85文一升。由于家中已无余钱，孩子又嗷嗷待哺，其妻在羞辱愤恨之下竟走到老龙潭投水自尽，身边两个小孩尚不懂人事，还立在潭边哀哀哭泣。黄某闻讯赶到后，自觉心灰意冷，悲痛之余也带着两个孩子跳入水潭自溺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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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很快传遍全城，人心极为激愤，黄某的邻居们按传统的抗议方式将这四位死者的遗体抬到粮店门口，要求店家备办棺材，安葬受害者。正当此事纷纷扰扰未了之际，一名妇女与另一家米店的老板又因米价的突然上调而发生争吵，而临近空地上正因天灾进行迎神赛会，两人激烈的争吵声很快引起了众人的围观。在这种形势下，争论本身的是非对错已不重要，米店老板很自然的遭到了愤怒的指责，他的店面也被围观民众一并捣毁，为此还波及了周边的其他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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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巡警们赶来弹压，当他们试图将一名带头的木匠带走时，结果反被街上的民众包围。事态的扩大化使得善化知县（当时长沙同城分治，城北属长沙县，城南为善化县）不得不亲自出面前来平息这场纠纷，但他也很快陷入了民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愤怒的抗议声中，知县大人得知此事件系粮价高昂所引起，遂在慌乱中答应次日开仓平粜，这才使自己摆脱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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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知县大人因自己的轻率许诺被湖南巡抚岑春蓂狠狠训斥了一番，因而次日并没有平粜的举动。米商们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们预知了可能的后果，于是这一天都纷纷关店歇业。次日，饥民们怀抱着希望，但他们来到义仓时，那里却异常的宁静，毫无开仓放粜的征兆。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人乱糟糟的回到了昨日闹事的地点，受到欺骗的不满情绪很快传染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不久便有人高声叫骂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民众高肺活量的怒骂声不久传到了巡抚大人的耳中，使得他不得不采取些措施，以防止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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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大人派出了巡警道赖承裕前去开导弹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赖道台祖籍福建，他的功名是花钱买来的，因而民众对他并不尊敬。为弥补自己的不足，赖道台在多名弁兵的护卫下，乘坐一顶绿呢大轿威风凛凛的来到事发现场。鉴于老百姓给他添了麻烦，道台大人不免恶声恶气的训斥周围的饥民：“我们福建人在茶馆里喝一壶茶就要100文，你们长沙人进茶馆喝的也是一样，为什么不嫌贵？米是大家都要吃的，每升制钱80文，哪里贵了？你们在这里闹事，就是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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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因饥荒铤而走险的灾民比比皆是，所以赖道台的恐吓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将赖道台的翎顶官帽掀翻，官服扯烂，赖大人见势不妙，拼命逃出人群，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巡警岗亭，但很快又被狂怒的饥民拖出，最后发辫被吊在树上，给人狠狠的揍了一顿。众怒难犯之下，赖道台的护卫弁兵们大都悄没声息的逃走了，只有一个聪明蛋，他脱下制服后佯装站在群众的一边，然后建议大家去向巡抚请愿，这才使他那个倒霉的上司摆脱了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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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巡抚衙门的路上，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据参与者的回忆，至少有上万人穿过城门，走过大街，来到了巡抚辕门外。饥民们将巡抚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一面要求巡抚接见，一面高呼：“抚台给我们饭吃！”至此，事态已到了爆发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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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此等事件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按通常的经验，巡抚大人应走出衙门，温言抚慰那些愤怒的子民，并给他们一个确定性的答复。但这一次，巡抚大人却不屑于见那些暴民，他只命令衙役挂出牌示，说5日后开仓平粜，米价定在60文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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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的态度大大激怒饥民们，他们将这个牌示撕了个粉碎。这时，巡抚大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人将60文改为50文。很显然，民众并不喜欢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官府应该是一言九鼎，这样既小又迟的让步，只能让巡抚大人的威信大打折扣。于是乎，在地动山摇般的呼号声中，愤懑的饥民们冲破辕门，捣毁照壁，所幸巡抚卫队忠心耿耿，他们将民众给打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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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辕门前的骚乱虽然被平息，但这种愤怒的浪潮随后席卷了长沙城，到这一天的晚上，很多粮店遭到袭击和劫掠，就连一些外国的教堂也被波及。到14日，局势仍旧没有要安静的迹象，民众再次聚集并要求释放前一天因闹事而被拘押的木匠刘永福，在人潮汹涌之下，巡抚衙门前的秩序再次失控。这一次，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巡抚卫队开枪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受到惊吓的人群如潮水般的暂时后退，但之后，一些勇敢的造反者再次向前发起反击，在熊熊大火中，巡抚衙门的号房、大堂、二堂、文武巡厅等均被焚毁。由此，一场因米价飙升而引起的危机事件，终于被颟顸的官吏们导演成了一幕官逼民反的经典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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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天灾的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原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米价涨得过于离谱，其中必有其他原因。事实上，灾荒并不是这场风潮的唯一祸首，因滥铸铜元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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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百业待兴，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都十分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大量铸造铜元以支付新政费用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来各省的通常做法。新铜元俗称“铜板”，面值一般为十文，相比传统的铜钱，新铸的铜币既标准又美观，投放之初很受民众的欢迎。由于一枚铜元的用铜量和铸造成本远在十枚铜钱之下，因而用机器大批量的制造铜元便成为各省的生财之道，而这一利润丰厚的行当事实上也只能被政府垄断（实为收取铸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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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铸造铜币始于光绪28 年（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当时天津因银根收紧而致钱荒，铜元开铸由此而起。在之后的3个月内，直隶当局共铸造了上千万枚新铜元，获利丰厚，于是各省竞相效仿。3年后，共有12 省设立铜元局，铸钱机器超过800台。倘若这些机器全数开工，每年可制铜元160亿枚，以当时人口4亿计，每人可分得40枚。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在1904到1908年的5年间实际铸造了124 亿枚铜元，人均可分得3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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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但过多的铸造铜币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1905年12月，在各地商会及各国公使团的交涉下，清廷曾于次年5月命各省铜元局停止铸造，但禁令仅维持了两个月，之后各省铜元局再次开铸，而清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一部分的铸币之利。铸造新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湖北造币厂仅在1908年就取得了72万两的纯收益，而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湖南当局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从湖南造币厂提取了400万两用以维持新军，1911年的湖南财政说明书更是隐晦的证明了本省所有的新政措施和新军经费均来自铸造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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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的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廷各级政府过度鼓铸铜币而导致国内货币价值贬跌，进而导致“物价腾贵，民生雕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的严重后果。文章用数据证明，铜元开铸之初，1银元可换取80 铜元，到1909年底，已跌到180铜元换1银元。据驻宜昌的英国领事立特观察，以铜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话，芝麻油、皮棉、小麦、酒类、食盐、猪肉的价格在1908年之前的十年内几乎翻倍，而米价的上涨更为突出。1909年底后，两湖地区的米价一路高升，长沙85文一升时，汉口已突破90文。这次抢米风潮后，英国使馆代办马克思，穆勒也认为，“由铜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骚乱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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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如果地方绅士在意自己名望的话，饥荒之时往往要带头赈灾，这既是慈善义举，也可以认为是他们的道义责任，否则将不容于士林。但这一次，长沙绅士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非但没有开仓放粜，反而在持续收购与囤积粮食，目的是想在粮价高时卖个好价钱。当时长沙的“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四人均参与了粮食投机并囤积了大量的存粮。事后传闻，叶德辉共囤积了约一万石的存谷，杨巩家也有七八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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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经常露面，但王先谦被公认为湖南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因他做过国子监祭酒和岳麓书院的山长，学问很好，著述很多；叶德辉进士出身，后辞官回里，他精于经学，也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孔宪教既是进士，又是翰林编修，他为人极端保守与固执，当时任长沙书院的学长；四人中，杨巩名声最坏，因其特别残忍与邪恶，人又称其“杨三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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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辕门被焚事件后，长沙的绅士们秘密召集会议，随后给湖广总督瑞澂发电报，要求以布政司庄赓良接替岑春蓂的巡抚职位。尽管王先谦并没有参与其事，但他在电报上仍被列为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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