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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回到北京后经常念叨此事，说：“若没有李俺答（满语，即师傅之意），我恐怕都活不到今日。”光绪的最后十年，经常被慈禧太后为难，李莲英也没有落井下石，有时还会在能力范围之内给光绪一点照顾，相比其他趋炎附势的太监们来说，李莲英还算是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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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李莲英在给慈禧太后守孝100天后，在宣统元年正月底向隆裕太后请求退休，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即享受原薪每月六十两银子的退休待遇）。就这样，李莲英无比眷恋的离开了他生活了52年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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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莲英心里也清楚，慈禧太后死了，他的后台也就倒了，与其被人一脚踢开，倒不如识相点早些离开，免得到时遭遇不测之祸。据说，李莲英在离宫前办了一件聪明事，那就是将历年慈禧太后所赏的珍宝（共七大捧盒）完全献给了隆裕皇后，并说：“这是皇家东西，不应该流入到民间，奴才我小心谨慎地替皇家保存了几十年，现在年老体衰，乞求离开宫廷，所有这些宝物，奉还给主子”。这事让隆裕太后十分满意，所以李莲英死后，隆裕太后还按大臣的礼恤赏给丧葬费2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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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掌管宫中实权多年，贪权纳贿在所难免，因而打他主意的人也为数不少。他当时这样做，恐怕之前早有准备，七捧盒的宝物就是要留作脱身之计。如此看来，李莲英的头脑十分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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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户部主事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宫内四十八处总管，各管宫殿一处，形容枯槁，衣服蓝缕，个个与穷寡妇无异。余进宫查勘工程，该总管等开门引导，必恭必敬。其伺候御前者，虽不能与此比例，然其数闻甚有限，且与廷臣势实隔绝，无从接洽。犹忆屡次召见时，在丹陛下板屋内小坐，太监端茶点火吹烟，备极恭顺，赏以京票四千，便似欢喜过望。余出京后，渐有招权纳贿之风说，而余终不深信。即如二次进京，事隔十二年，所见亦不过如是。吾岂屑为若辈讳哉，亦以疏逖小臣，无嫌可避，特纪其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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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太监虽多，但绝大多数无权无势，凄苦一生，“与穷寡妇无异”，也只有像李莲英这种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话、并且掌管宫中实际管理权的（实则相当于宫中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才有可能被人奉承乃至招权纳贿。不过，《宫女谈往录》中却这样评价说，“李莲英厚道的地方，在于对待底下人从来不克扣，所以下边的人很少有人咬牙切齿恨李莲英的”。据其所述，李连英处理家产也很恰当，他在戊戌以前就把自己的财产分成7股：地亩按弟兄5股均分，大约370多顷地；钱财按7股份，两个妹妹同样有份，数目不详。据坊间传闻，他的两个妹妹每人得17万两，另外首饰珠宝每人分了大约7捧盒。当然，这其中有以讹传讹的成分，但李莲英积下了一大笔财产却应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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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出宫后行为谨慎，轻易不出头露面，也不与社会上的人交往，因有传言说他家财万贯，怕有人绑他的票。隐居期间，李莲英一再告诫自己的侄子们，“财大祸也大”，要时时警惕，但他的那些侄子们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由此破家亡命，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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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李莲英为清宫服务了一辈子，他死的那年也正好是清朝覆灭的1911年。据其家人所说，李莲英得的是“锁喉痢”，这种病非常厉害，李是正月二十九日发病，二月初四就死了，年63岁。李莲英死后，隆裕太后赐茔地一块，在恩济庄大公地内安葬。恩济庄在阜成门外，从雍正朝开始，这里就是专门埋葬太监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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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墓地，各太监的身后待遇却大不相同，譬如南边墓地，其间荒丘累累，一片凄凉，那都是普通太监们的最后安身之所；北边就大不一样了，只见“矮树葱葱，青砖瓦舍，顿时使人有枯荣悬殊的感觉”。由于李莲英是六品太监，又是隆裕太后加恩礼葬，因而恩济庄里还修了一座石头牌坊，上边刻着“钦赐李大总管之墓”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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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李莲英“在安得海之后，内监权势莫逾于彼，然孝钦太后家法綦严，惟内务府中司员在其宇下，不能不常与周旋。当时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宫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诸臣，莫得晤其人。莲英从不轻出，识面尤稀。显后晏驾之四年正月，火神庙会移于香厂，忽于游人中，有人私语曰：‘此李莲英也。’视之，乃黑丑大汉，适成其为北方之强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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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段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刘体智见到的正是当月发病前的李莲英，这个“黑丑大汉”的说法，颇为恰切。据《宫女谈往录》中说，恩济庄关帝庙的西偏殿里有一张李莲英的全身坐像，高二尺上下，“由头上往下看：二品的红顶子，身穿团龙护心的黄马褂，绛紫色的吉服，胸前挂着朝珠。粉底高筒靴子，两脚八字形踏在脚凳上，两手自然地垂放在两腿上……看面貌：一张赭黄脸，高高的颧骨，两颊略长，肿眼泡子，眼睛微合，大鼻子，厚嘴唇，长下巴。这确实是李莲英，只是眼睛画得差一些。他是胡椒粒眼，虽然小，但非常敏锐，这一点没有传神。看起来他是特意要把庄重朴厚的形态留给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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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黄脸，高颧骨，长脸，肿眼泡子，小眼睛，大鼻子，厚嘴唇，长下巴，从历史图片来看，李莲英的相貌确实有些“佛见喜”。只是，这位横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见证人，他何以在凶险狡诈的宫廷政治取得成功？据说，李莲英曾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事上以敬，事下以宽”。此八字可谓处世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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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1910：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中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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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非但现在的中国人不知所以，恐怕百年前的前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不过在1910年，有位名叫E.A.罗斯的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来到中国，他从华南到华北然后再到西南转了一圈，回国后写了一本观察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做了颇为立体生动而不乏深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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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月的行程中，罗斯一边游历一边思考，他看到了中国古老的城墙、坑坑洼洼的道路，人们在曲折不平的土路上赶着骡车或推着吱吱咯咯的独轮车；在各地的城里，仅六英尺宽（不满两米）的街道摆满了各种用篮子、竹篓组成的货摊，人与马、驴等牲畜相拥挤，几乎不能通行。中国的人口之多，让罗斯见识了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虽然未必是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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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罗斯感到不能适应的是，每当黑夜来临时，街道上便一片漆黑，少有行人，只有在北京、上海等装备有煤气灯的极少数大城市，才有真正的“夜生活”。在途经太原时，罗斯欣喜的发现，“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铺着碎石的十字街道干净整洁，带有小湖的公园清爽宜人，音乐厅、剧院、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齐全，明显带有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罗斯的这段记载，虽然未必完全属实（譬如“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即颇可疑），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并取得的实效（由于原巡抚毓贤曾在庚子年顽固排外，山西在清末新政后或有相当反弹，譬如对公园、广场等公用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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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也明确指出，他所看到这一切，仅仅限于“新兴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南再走两天，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的社会。罗斯的印象是，在使用煤油灯之前，人们常常用蜡烛或油碗里的棉花条灯芯照明，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大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城市里，因燃料极其缺乏，每天都有许多成捆的木材被摆放出来作为商品出售，但烧柴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房屋经常会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而中国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在窗户上按时糊上新的白纸，以保证室内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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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看来，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在多数地方，人们都穿着质地粗糙的深蓝色粗布衣服，这种衣服不易磨损而且厚实，只有在节日里，中国人才会换上色彩鲜艳的丝质服装或浅蓝色的精致衣服，它们的开口也通常是留向侧边而不是中间。与外国人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很少穿着毛料服装（譬如当时时髦的西服），因中国没有大规模养羊，而要生产出自给自足的羊毛，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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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列强蔑之为“东亚病夫”，罗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身体素质其实比西方人强得多，但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残酷的生存考验，即：弱者总是被彻底无情的淘汰，当时中国婴儿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但他们生命中某些异常坚强而优越的基因由此被遗传下来，并依次传给了他们的子孙。举例而言，白种人如果染上血毒症往往必死无疑，但中国人却大多能奇迹般的痊愈；另外，中国人对高烧有很强的能耐力。通过对在华西医的访问，罗斯证明了以下判断：在相同的医疗条件下，中国人康复的可能性往往比白种人更大，而且痊愈所需要的时间也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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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曾听广州的斯文医生说，他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请一位撑舢板的怀孕女船主将他摆渡到对岸去，但她很抱歉的让他等一刻钟到半小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她居然已在船上将怀胎十月的孩子生下，然后将他送到了河对岸！外国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但在罗斯看来，这种对痛苦感觉迟钝的原因并不是某个种族的个性，而是其困苦生活所造成的结果，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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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罗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据其观察，一个在上海缫丝厂每天工作11小时的女工，月收入大概在8到11美元，而当时拥有五千工人的汉阳铁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3美元，仅为芝加哥钢铁公司最初级工人薪酬的十分之一。按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中的记载，他在1908年赴美留学时，1美元可以兑换2块墨西哥银元，大概相当于1.5两银子。以此换算，汉阳铁厂的工人月收入为4.5两，而上海女工每月10两以上的收入可算是高工资了，因一个山西长工的年收入也不超过1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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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一种“黄祸论”的论调，他们认为：“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一旦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和人力开发，中国的迅速发展可想而知，其影响力也是无法消除的。到那时，西方人仍想继续维持高工资的现状并使经济不断增值将是不可能的，由此西方社会也将不可能再继续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悠闲人士”；有人甚至预测，“中国将变成一个工业制造大国，将通过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把西方国家的产品从中立国家的商品市场上赶走”。因此，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制定统一的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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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论调，罗斯对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尽管“沉睡中的中国巨人正在醒来，中国正处于工业发展的前夜”，但工业化的基本规律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工业的真正崛起，至少还需要好几代人不懈的共同努力。就当时的现状而言，中国必须创建更多、更有效的民族工业，以满足国内消费市场对廉价的纺织品、服装、粮食制品、钟表刀具等生活用品的需求，然后才可能逐步进入东亚市场并进入西方商品市场的竞争，而在中国实际消费水平还不到美国七分之一的前提下，中国人想把西方人从南美或非洲等国际市场上挤出去的日子仍将是非常遥远而且没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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