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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股的问题比较麻烦，这实为对农民的摊派所得。表面上看，被抽租的农户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但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因为公司股票每股面额50两，而绝大多数农户一年不可能交出50银子，因而股票不能发给而只能以收据记账，等交个七八十年，到了儿孙这辈，或许能换一张股票回来（前提是川汉铁路公司还在）。由此，租股的产权名义上属于被抽租的农户，但收取者和实际控制者都是当地政府。对农户来说，这个所谓的投资，表面上是为修铁路而“被租股”，实则是硬性摊派的一种负担，至于传说中的投资收益，对农户们来说，那是看不见、摸不着，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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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后，川汉铁路公司共募集约1400万两的股款，按盛宣怀的第三套方案，其中的一半换取国有股票，而另一半中的400万两，只发给不分红的国家保利股票。有人会问，剩下的300万两哪里去了，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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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不予承认的300万两与“倒帐案”密切相关，当时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上海的钱庄，由上海分公司经理施典章进行投资管理，但在1910年的“橡胶股票危机”中，因投机失败加上存款的钱庄倒闭而亏空近300万两。盛宣怀由此认为，亏空是川汉铁路自己造成的，国家没有义务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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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骨子里说，盛宣怀是个十足的商人，其对于经济利益的斤斤计较远胜于政治的考量。正如张謇批评的，盛宣怀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在事关大局时，他仍带着经商时的“算盘思维”，这种聪明劲，似智实愚。盛宣怀敢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有四分之三都是由税转来的“租股”，换句话说，都是国有资产（地方政府掌握），如今把地方“国有资产”转为邮传部的“国有资产”，在他看来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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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商业算计激起的是无边的政治风潮。当年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会后决定去督署请愿。当时四川总督处于缺位状态，署理总督赵尔丰正以筹边大臣的身份在川藏一带处理边乱，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护理总督”、布政使王人文，他请求将川民商股发还、铁路暂缓接收，但被清廷驳以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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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申饬之后，王人文将盛宣怀的来往电报透给了川汉铁路公司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负责人等，试图以民意为后盾，为四川人争取权益。王人文这一举措所引发的后果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四川士绅立马被激怒了。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推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20天不到，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全川上下，无处不保路，遍地是会员，民众的热情一旦被点燃，多年的积怨迅速被释放，亢奋的情绪蔓延全川。在每一场保路演说中，都不乏声泪俱下的痛诉场面，而部分会员写血书、断指刺股的激烈方式更是将抗议活动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失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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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王人文被免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成都，而在此期间，盛宣怀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他说服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将现款上交，交换条件是李被任命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保证斗争的合法性，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在满街的香案中，川民走上街头，奋起相争。8月28日后，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到四川各地，进而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一步步的走向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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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寻在《四川保路运动再梳理》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中夹杂着三股政治力量，除了台面上的咨议局议员（或者说上层士绅）外，另外两股力量为革命党与民间会党。革命党以搅动天下为己任，路好路坏、国有商办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要做的是抓住时机，颠覆他们所仇视的政权。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革命党人分别在7月中旬与8月初召开“新津会议”与“资州罗泉井会议”，准备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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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是革命党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这次保路运动中的利益攸关者。川汉铁路筹组期间，当地政府为征集租股而在各地设立征股局，其中多为会党成员染指（催逼索要是会党们的强项）。四川保路运动的冲天波澜与会党的介入有很大关系，因一旦停收“租股”，势必断了他们维系了五六年的财路，这是他们万万不肯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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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朝廷也对此失去了耐心。9月2日，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率两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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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一份名为《四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被大肆传播，其中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的倡议。赵尔丰看到传单后，意识到这已超越了保路的界限而向着造反的道路前进了，于是他在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扣押了起来，企图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控制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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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赵尔丰判断错了。事实上，《四川人自保商榷书》并不是蒲殿俊等人所写，而是出自于同盟会员朱国璨的手笔。蒲殿俊等上层士绅虽然被各地会党及革命党夹裹的保路同志会推为领袖，但他们并没有节制下层会员的能力，譬如上层士绅认为运动的最高手段只限于罢市，但革命党与会党却要主张暴动，这完全不是蒲殿俊等人所能控制的。因此，赵尔丰扣押蒲殿俊等人非但毫无效果，反而给保路同志会起事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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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了蒲殿俊等人后，赵尔丰贴出告示，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群情汹涌之下，“格杀勿论”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当天即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正在后堂的赵尔丰掂量了许久之后，断然下令：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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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尖叫，瞬间陷入混乱与血泊之中。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50多人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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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后包上油纸分投江中，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将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由此，赵尔丰困守城内，顾此失彼，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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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也就是荣县宣布独立之日，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上奏清廷，请求按王人文之前提出的方案，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四川，其余已用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但是，晚了。辛亥革命的脚步已是清晰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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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策的还不仅仅是盛宣怀与清廷。令人无语的是，当年强烈反对“铁路国有”的川民们，在民国可以自修自办铁路后，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却未曾在省内享受过哪怕是一里的铁路便利。相反，川民们迎来的是无穷尽的各路军阀，四川的内战既是军阀混战的典型代表，也是为祸最烈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那些群情激奋的保路士绅们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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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的铁路政策与清末如出一辙，在短短两年内，民国政府相继与湘、苏、豫、晋、皖、浙、鄂等各省八家商办铁路公司签定收路协议并偿付金额连本带息共计6500余万元。但这些款项从未真正兑付过，民国政府只是开了一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后干脆就不了了之……真是天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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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吊诡，“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乱哄哄闹到最后，人也杀了，命也革了，钱也没了，众声鼎沸之下……那条誓死力“保”的铁路却没了！读史至此，又怎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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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三、宋教仁：一介书生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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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岁月匆匆，白驹过隙，10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早已栖身闹市，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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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家中上有一兄，下有两妹，家境最初还算殷实，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入读桃源漳江书院时，很得山长黄彝寿的重视。1903年，宋教仁在山长的推荐下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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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入学未及一年，黄兴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黄兴生于1874年，比宋教仁大8岁，他22岁中秀才，后被选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黄兴被选派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次年，黄兴与留日学生百余人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以抗议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庚子年侵入后以各种借口拒不撤兵）。但是，这些年轻人的爱国活动遭到清廷猜忌并被诬为“乱党分子”，这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愤而投入革命阵营，黄兴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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