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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的态度大大激怒饥民们，他们将这个牌示撕了个粉碎。这时，巡抚大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人将60文改为50文。很显然，民众并不喜欢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官府应该是一言九鼎，这样既小又迟的让步，只能让巡抚大人的威信大打折扣。于是乎，在地动山摇般的呼号声中，愤懑的饥民们冲破辕门，捣毁照壁，所幸巡抚卫队忠心耿耿，他们将民众给打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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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辕门前的骚乱虽然被平息，但这种愤怒的浪潮随后席卷了长沙城，到这一天的晚上，很多粮店遭到袭击和劫掠，就连一些外国的教堂也被波及。到14日，局势仍旧没有要安静的迹象，民众再次聚集并要求释放前一天因闹事而被拘押的木匠刘永福，在人潮汹涌之下，巡抚衙门前的秩序再次失控。这一次，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巡抚卫队开枪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受到惊吓的人群如潮水般的暂时后退，但之后，一些勇敢的造反者再次向前发起反击，在熊熊大火中，巡抚衙门的号房、大堂、二堂、文武巡厅等均被焚毁。由此，一场因米价飙升而引起的危机事件，终于被颟顸的官吏们导演成了一幕官逼民反的经典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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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天灾的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原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米价涨得过于离谱，其中必有其他原因。事实上，灾荒并不是这场风潮的唯一祸首，因滥铸铜元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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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百业待兴，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都十分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大量铸造铜元以支付新政费用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来各省的通常做法。新铜元俗称“铜板”，面值一般为十文，相比传统的铜钱，新铸的铜币既标准又美观，投放之初很受民众的欢迎。由于一枚铜元的用铜量和铸造成本远在十枚铜钱之下，因而用机器大批量的制造铜元便成为各省的生财之道，而这一利润丰厚的行当事实上也只能被政府垄断（实为收取铸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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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铸造铜币始于光绪28 年（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当时天津因银根收紧而致钱荒，铜元开铸由此而起。在之后的3个月内，直隶当局共铸造了上千万枚新铜元，获利丰厚，于是各省竞相效仿。3年后，共有12 省设立铜元局，铸钱机器超过800台。倘若这些机器全数开工，每年可制铜元160亿枚，以当时人口4亿计，每人可分得40枚。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在1904到1908年的5年间实际铸造了124 亿枚铜元，人均可分得3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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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但过多的铸造铜币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1905年12月，在各地商会及各国公使团的交涉下，清廷曾于次年5月命各省铜元局停止铸造，但禁令仅维持了两个月，之后各省铜元局再次开铸，而清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一部分的铸币之利。铸造新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湖北造币厂仅在1908年就取得了72万两的纯收益，而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湖南当局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从湖南造币厂提取了400万两用以维持新军，1911年的湖南财政说明书更是隐晦的证明了本省所有的新政措施和新军经费均来自铸造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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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的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廷各级政府过度鼓铸铜币而导致国内货币价值贬跌，进而导致“物价腾贵，民生雕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的严重后果。文章用数据证明，铜元开铸之初，1银元可换取80 铜元，到1909年底，已跌到180铜元换1银元。据驻宜昌的英国领事立特观察，以铜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话，芝麻油、皮棉、小麦、酒类、食盐、猪肉的价格在1908年之前的十年内几乎翻倍，而米价的上涨更为突出。1909年底后，两湖地区的米价一路高升，长沙85文一升时，汉口已突破90文。这次抢米风潮后，英国使馆代办马克思，穆勒也认为，“由铜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骚乱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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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如果地方绅士在意自己名望的话，饥荒之时往往要带头赈灾，这既是慈善义举，也可以认为是他们的道义责任，否则将不容于士林。但这一次，长沙绅士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非但没有开仓放粜，反而在持续收购与囤积粮食，目的是想在粮价高时卖个好价钱。当时长沙的“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四人均参与了粮食投机并囤积了大量的存粮。事后传闻，叶德辉共囤积了约一万石的存谷，杨巩家也有七八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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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经常露面，但王先谦被公认为湖南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因他做过国子监祭酒和岳麓书院的山长，学问很好，著述很多；叶德辉进士出身，后辞官回里，他精于经学，也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孔宪教既是进士，又是翰林编修，他为人极端保守与固执，当时任长沙书院的学长；四人中，杨巩名声最坏，因其特别残忍与邪恶，人又称其“杨三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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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辕门被焚事件后，长沙的绅士们秘密召集会议，随后给湖广总督瑞澂发电报，要求以布政司庄赓良接替岑春蓂的巡抚职位。尽管王先谦并没有参与其事，但他在电报上仍被列为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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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瑞澂同时接到岑春蓂的电报，请求辞去巡抚之职。尽管岑春蓂绝没有与长沙绅士们有过沟通，但两份电报在目的上是契合的。这两份电报令瑞澂感到震怒，他没有答复其中的任何一份而是一味的致电北京，要求将岑春蓂从速革职。岑春蓂治事无方，地方劣绅干涉用人，这为之后的惩处与清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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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蓂逃出巡抚衙门后，庄赓良在顽固绅士们的支持下以布政使的名义护理巡抚，但城内局势仍处于失控之中，一些学堂、商店甚至巡警局被焚烧，其中也少不了类似活动中惯有的抢掠行为。为尽快平息风潮，庄赓良亲自坐着绿呢大轿上街巡视，他派出衙役们扛着高脚牌打头阵，牌上写着十六个大字：“众绅公议，平价伸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为达到更好的效果，或许也有手下扮成群众演员沿路高呼“庄青天”，庄赓良则顺势下令平粜，做出恰当的亲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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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4日晚，一些教堂、洋行与外国人住宅遭到袭击，在夜色的掩护下，外国人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但其中的一些建筑被无情的焚毁。尽管当晚的行动看起来离奇的克制，但还是引发了新当权者的极大惊恐，因这样的排外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前的拳民运动及由此带来的巨额赔偿和严厉的政治惩处。次日，街上再次出现巡街的牌示，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文绉绉的十六字而改成了恶狠狠的“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扛牌的人也换成了全副武装的巡防营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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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击者称，当天上午长沙某兵备道带着大批的兵警上街，走在最前面的刽子手，左手拿着滴血的大刀，右手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据说是因滋事而被当场拿获枭首的。这样的杀戮在之后的几天发生了好几起，事态也渐由此转为安靖，一场风波被这样平息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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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庄赓良和绅士们长出一口气时，朝廷的一纸电谕令他们瞠目结舌：岑春蓂被革职系意料之中，但庄赓良非但未能如愿以偿的接替巡抚之职，反而与其他一些稍低级的官吏一同被革职；“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被革除功名和候补官职，罪名是“囤积谷米、教唆风潮与妄图指定私人担任公职”，他们同时被禁止在嗣后干涉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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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瑞澂将本次事件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当地的“劣绅”，其中特别指责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后又公开发电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叶德辉被指为“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事后，王先谦和叶德辉都有自辩，叶称其“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因此是否出售并非他一人可以作主。处分案发布后，叶德辉还不无自嘲的称“愧居王后，耻在杨前”，因王先谦的地位很高，而杨巩不但吝啬自私，而且几乎就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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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是点燃“抢米风潮”的最初发动者，但他们并不是这一事件的主导力量。在汹涌的人群背后，不乏一些对政府不满并有意要颠覆清王朝的会党分子，譬如那位飞身上房将巡抚衙门点着的好汉，显然是个中人物。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力，有必要特别提到长沙城内建筑业的那些匠人们（包括木匠、石匠、漆匠等），他们因技艺陈旧的原因而未能参与官府的新政工程如学堂等，这也是那些新式建筑被有意识的焚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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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风潮的人群并不局限于饥民、会党分子和匠人们，一些被西方工业冲击而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还有与义和团同样思维的狭隘仇外的民众，这些人都是积极参与者。另外，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无直接利益者也在从众心理的驱策下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这也是本次风潮多样化的一个体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各阶层各种不满情绪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冥冥之中王朝即将崩塌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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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二、皇帝的香案：假保路干掉了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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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8日，湖北宜昌至重庆万州Ⅰ级电气化干线铁路在恩施铺下最后一段铁轨，据铁四院副总工程师苗德海披露，宜万铁路在101年前即已开建，其前身为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开建的川汉铁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宜万铁路从宜昌往秭归修了20多公里即无限期停工。如今，宜万线已通车，但这条在中国铁路史上修建时间最长并引发革命的铁路，其延宕百年的命运，何尝不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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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清末的铁路政策始为“官商合办”，继以“商办为主”，最后推行铁路“国有化”，而正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政策异动诱发了“保路运动”并为清朝覆亡埋下祸根。当然，就清末铁路状况而言，盛宣怀在1911年初上任邮传部所提出的“国有化”政策尚称得上是对症下药，因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商办铁路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经验、三无技术”，结果“奏办多年，多无起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有保证，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均顺利竣工，反倒是那些商办铁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相继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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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粤汉铁路广东段须投资近3000万两，实际募集一半不到；湖南段须投资2500万两，实际只筹集五分之一；四川筹集的资金最多，但也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另外，这几个省为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各铁路公司的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职员的侵蚀挪用司空见惯，如1903年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数年下来，尚未修一寸铁路，账目却已是堆积如山。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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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5日，都监察院给事中石长信上了一道关于“铁路国有化”方案的奏折，其中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支路，这与盛宣怀的主张不谋而合（或为盛宣怀的授意）；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宣布了“铁路国有化”政策；5月20日，盛宣怀与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磅（合白银约4800万两）的借款协议；5月22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并令湘川两省停止征收“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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