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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岁月匆匆，白驹过隙，10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早已栖身闹市，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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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家中上有一兄，下有两妹，家境最初还算殷实，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入读桃源漳江书院时，很得山长黄彝寿的重视。1903年，宋教仁在山长的推荐下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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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入学未及一年，黄兴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黄兴生于1874年，比宋教仁大8岁，他22岁中秀才，后被选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黄兴被选派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次年，黄兴与留日学生百余人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以抗议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庚子年侵入后以各种借口拒不撤兵）。但是，这些年轻人的爱国活动遭到清廷猜忌并被诬为“乱党分子”，这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愤而投入革命阵营，黄兴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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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在1903年底回国并曾以学长的身份在武昌的学堂中进行过演讲，当说到沙俄强横、清廷无所作为并打压学生爱国活动时，年轻的学子们如炸了锅一样沸腾了，在这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宋教仁也列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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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宋教仁跟随黄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2月，湖南的一群热血青年，其中包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等人，他们在庆祝黄兴30岁生日的聚会上倡议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的“华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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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7月，宋与胡瑛、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两个月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矿业公司”，看似要办实业，实则是图谋革命的“皮包公司”。它的主要业务不是探矿采矿而是发行“股票”，为革命筹集经费。华兴公司的股票很阔气，长5寸、宽3寸，票面一千文，背面注明“革命成功，加倍偿还”的字样。庚子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时也曾发行过“富有票”，孙中山也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发行过类似的革命债券，华兴会的筹款模式不算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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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华兴会将在当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万寿节（七十大寿，阴历十月初十）的那天举义，因省里的文武百官届时将在万寿宫举行庆祝活动，趁此机会，黄兴们用预先埋好的炸药将他们一块送上西天，然后省内四路起兵，从常德、衡州、宝庆、岳州分别攻入长沙，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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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负责常德路，准备情况并不理想。尽管他赢得了当地会党的支持并被推为“龙头”老大，但这些人更看重经济利益，起义将近时，某会党首领游得胜因兜售“华兴公司”股票而被人告发，当地政府查明这起“非法集资案”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造反密谋后即刻上报，湖南巡抚陆元鼎收报后立刻触发了当年“富有票”案的警觉，于是下令缉拿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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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得胜被杀前供出常德一“姓宋的”学生主谋，好在他把名字记错了。当桃源县令将湖南巡抚的电文转到漳江书院时，山长黄彝寿看到里面有捉拿乱党“宋敏仁”等语，便知道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宋教仁惹祸，他一边回电称“查无此人”，一边通知宋教仁赶快离开湖南，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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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得报后，赶忙乘坐一炭船逃往武昌。说来也巧，宋教仁到达武昌那天，正值慈禧太后万寿节，督抚衙门张灯结彩，街道商铺龙旗高悬，市集上人来人往，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升平之气象。武昌的喜庆色彩与宋教仁的落寞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之下，他跑进一家书店买了本《施公案》和《七侠十五义》回客店聊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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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后，湖南革命党“图谋不轨”的消息传到武昌，宋教仁等人所办的科学补习所也被关闭，“华兴会”成员人人自危。事无可为的情况下，宋教仁逃亡上海，之后于1904年底东渡日本，开辟海外革命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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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好在宋教仁的学习能力超强，他先在顺天中学学习日语、英语，半年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再半年后考入知名的早稻田大学（两校均为私立学校），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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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求学期间，宋教仁的兴趣主要在法政方面。他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法律书，一本是《婚姻进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结婚》。另外，他对心理学与哲学也有相当的兴趣，曾写下大段大段的学习心得。在黄兴等人的影响下，宋教仁初到日本时对军事也颇有兴趣，他在日本体育会接受过徒手操和兵式操的训练，还曾尝试过价格不菲的骑马练习。不过，宋教仁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在骑马练习中受伤后，也就不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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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他曾对日语及汉语的发音做了相当独到的比较研究，并将心得记在日记中。1906年到1907年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等，这些活动虽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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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利用课外时间做翻译，主要通过同船来日的杨笃生的介绍，当时杨笃生等人创办了一本名为《游学译编》的杂志，因立宪运动的开展，国内对法政方面的书籍有较为迫切的需求，宋教仁所翻译的这些书大体上属于法政丛编方面的约稿，稿费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后涨为一元五角），由此获得了一笔相对稳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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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笃生经常给宋教仁送来四五十日元的稿费，但从日记中看，宋教仁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1906年9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家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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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生活的艰辛，使得宋教仁希望赚取更多的稿费，他一度因翻译太勤而导致精神衰弱，住进了医院。这种状况到1907年后才有所缓解。翻译之余，宋教仁还做过汉语教习等兼职。但这段时间里，宋教仁也逐渐荒废学业，早稻田的课也不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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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习俗，宋教仁结婚很早，他16岁时即与方氏完婚并育有一子。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年轻的宋教仁也不是没有动情的时刻，至少在日记里能找到两个女子的蛛丝马迹：一个是处过一段时间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个名叫西村千代子。特别是后者，更是让宋教仁为之着迷，他曾在日记中称自己想到千代子就久久不能入眠，心中总是浮现出她的一笑一颦，而与千代子的相处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他回味无穷。但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宋教仁与千代子最后无疾而终（从日记上看，是意志战胜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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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宋教仁在日本期间的另一件重要事。到日本不久，宋教仁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不但担任经理人而且还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草创时期遇到很多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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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 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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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虽然成立，但有两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民报》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据点，宋教仁虽然还负责社内事务，但已非昔日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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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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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时，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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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为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当然站在黄兴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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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后有些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想撮合他们关系，但宋的去意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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