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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宋教仁在日本期间的另一件重要事。到日本不久，宋教仁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不但担任经理人而且还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草创时期遇到很多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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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 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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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虽然成立，但有两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民报》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据点，宋教仁虽然还负责社内事务，但已非昔日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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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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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时，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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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为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当然站在黄兴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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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后有些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想撮合他们关系，但宋的去意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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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事情越闹越大，为大局考虑的黄兴只好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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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1907年初就对“间岛问题”感兴趣，这次事件后更是下定决心去东北。当年3月，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在与另一个革命党白逾恒渡过鸭绿江后，于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与当地同盟会员吴昆接头。宋教仁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调查间岛问题，二是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以“统筹辽海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共举大事”。在与东北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及同盟会员张榕等人秘密会面，由于吴、张等人的反对，宋教仁联络“马匪”的计划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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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间岛问题”上，宋教仁凭着自己的智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谓“间岛”，原本指吉林延边图们江北岸的一块滩地，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鲜农民越过图们江来到这里进行垦殖，由此形成领土与管辖的争议。甲午战争后，日本为取悦朝鲜人而大造舆论，硬说“间岛”系“朝鲜的属地”，甚至越庖代俎，向该地派遣警察对垦民进行管理，其目的是想利用“间岛”作为跳板，借机入侵东北。而此时日本在东北地区活跃着两个由浪人与军人相勾结的间谍组织，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黑龙会”，另一个则是“长白山会”。当时的“长白山会”专门制造假证据，以证明“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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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得知了日本人的阴谋，随后易名“贞村”，并在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的帮助下秘密打入“长白山会”，他在实地考察了间岛地区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又冒险将“长白山会”所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回。尔后，宋教仁又分赴汉城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于1908年8月出版《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对日本阴谋做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露，这也为后吴禄贞筹办边务时与日本谈判提供了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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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后，曾派人质问他身为“革命党”却为何帮助“他所痛恨的清廷”，宋教仁不为所动；此计不售，日本人又出价五千元索购书稿，但仍遭到拒绝。在此事件中，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他所提供的宝贵资料令日方制造的谎言与伪证被一一揭穿，最后只得放弃侵吞间岛的阴谋。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一千银元（一说为两千日元），但也被宋教仁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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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宋教仁曾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但此事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廷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或许是巧合，在《间岛问题》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准确的说是在光绪与慈禧太后崩逝的第四天），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出版，宋教仁也就此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办报生涯。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6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而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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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四、革命浪人：宫崎滔天的英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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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京的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里，其内院有一组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小型铜像，孙的两侧跟随着两个国际友人，一个是美国军事顾问、曾帮助孙中山练兵的荷马，李，另一个则是脸色沉毅、行走于孙中山背后的宫崎滔天。铜像底座镌刻着四个字：“赤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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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人，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日本武士家庭，家中兄弟姐妹11人，他是老幺。作为昔日的武士，宫崎滔天的父亲经常教导他，“要做英雄、要当大将”，每当他的手触及金钱，其父便严厉的斥责，“这是乞丐的行为”。宫崎滔天的母亲也常对宫崎兄弟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莫大耻辱”，她要他们以长兄八郎（1877年参与西乡隆盛起事而战死疆场）为榜样，去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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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影响下，宫崎滔天从小就怀揣一个“英雄梦”。1886年，15岁的宫崎滔天离开家乡到东京求学，在此期间，他受二兄宫崎弥藏的影响而对“中国革命主义”发生兴趣。当时日本有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思潮（或称“兴亚论”），即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日本联合亚洲各国力量以抵抗白种人入侵（“黄祸论”与“白祸论”），“中国革命主义”即为其中一分支，其大意是，拯救日本和亚洲，关键在于帮助地大物博的中国进行革命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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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主义，宫崎滔天“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1891年5月，宫崎滔天只身前往上海，但滑稽的是，他的盘缠在启程前被一个名叫白米伯的前辈借走多半，原本答应到上海后汇给他，但之后音信全无。白米伯有封信让他带给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实为培养间谍的学校）的宗方小太郎，当宫崎滔天的盘缠用尽之时，宗方小太郎让他加入这个学校，白米伯在信中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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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说来有些吊诡，似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故意设下圈套让宫崎滔天加入这个间谍集团，但不愿受人摆布的宫崎滔天在两个月后即返回日本。也有人说，宫崎滔天急于回国是因他要成亲，因其长男龙介在当年11月即告出生，似有未婚先孕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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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7月，宫崎滔天结交了流亡日本的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但后者于次年3月28日在上海被刺死。因金玉均的缘故，宫崎滔天得以结识后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犬养毅也由此成了宫崎滔天的主要资助人，并对他的一生影响至大。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同时征召宫崎兄弟出任随军翻译，但宫崎滔天拒绝了这一征召，他认为自己的中文尚不足以承担这一职务，而从内心来说，他也不认同这场战争（“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员们则多数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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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宫崎滔天一度办起了向泰国移民的事务，但这项事业没有什么前途。让他备受打击的是，他的“革命引路人”、二哥宫崎弥藏于1896年7月病死。临死前，宫崎弥藏给弟弟预留了一个重要关系人，即参与广州起义并与孙中山一并逃亡日本的陈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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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人在犬养毅的引介下拜见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并约定由外务省提供机密费资助他们前往中国调查秘密结社等活动。正是在这次的行动中，宫崎滔天得知了孙中山的大名，并随后前往陈少白的横滨寓所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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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这样描述初见孙中山的情形：只听“吱嘎”一声，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用英语说了一声“请进”，此时他刚起来，口也未漱、脸也未洗，宫崎滔天“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中国）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待孙中山洗完脸并换上西服后，宫崎滔天仍觉得不很满意，因孙看起来有些像绅士了，但依然没有他想象的那种豪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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