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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也就是荣县宣布独立之日，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上奏清廷，请求按王人文之前提出的方案，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四川，其余已用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但是，晚了。辛亥革命的脚步已是清晰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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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策的还不仅仅是盛宣怀与清廷。令人无语的是，当年强烈反对“铁路国有”的川民们，在民国可以自修自办铁路后，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却未曾在省内享受过哪怕是一里的铁路便利。相反，川民们迎来的是无穷尽的各路军阀，四川的内战既是军阀混战的典型代表，也是为祸最烈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那些群情激奋的保路士绅们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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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的铁路政策与清末如出一辙，在短短两年内，民国政府相继与湘、苏、豫、晋、皖、浙、鄂等各省八家商办铁路公司签定收路协议并偿付金额连本带息共计6500余万元。但这些款项从未真正兑付过，民国政府只是开了一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后干脆就不了了之……真是天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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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吊诡，“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乱哄哄闹到最后，人也杀了，命也革了，钱也没了，众声鼎沸之下……那条誓死力“保”的铁路却没了！读史至此，又怎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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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三、宋教仁：一介书生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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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岁月匆匆，白驹过隙，10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早已栖身闹市，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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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家中上有一兄，下有两妹，家境最初还算殷实，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入读桃源漳江书院时，很得山长黄彝寿的重视。1903年，宋教仁在山长的推荐下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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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入学未及一年，黄兴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黄兴生于1874年，比宋教仁大8岁，他22岁中秀才，后被选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黄兴被选派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次年，黄兴与留日学生百余人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以抗议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庚子年侵入后以各种借口拒不撤兵）。但是，这些年轻人的爱国活动遭到清廷猜忌并被诬为“乱党分子”，这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愤而投入革命阵营，黄兴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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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在1903年底回国并曾以学长的身份在武昌的学堂中进行过演讲，当说到沙俄强横、清廷无所作为并打压学生爱国活动时，年轻的学子们如炸了锅一样沸腾了，在这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宋教仁也列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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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宋教仁跟随黄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2月，湖南的一群热血青年，其中包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等人，他们在庆祝黄兴30岁生日的聚会上倡议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的“华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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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7月，宋与胡瑛、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两个月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矿业公司”，看似要办实业，实则是图谋革命的“皮包公司”。它的主要业务不是探矿采矿而是发行“股票”，为革命筹集经费。华兴公司的股票很阔气，长5寸、宽3寸，票面一千文，背面注明“革命成功，加倍偿还”的字样。庚子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时也曾发行过“富有票”，孙中山也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发行过类似的革命债券，华兴会的筹款模式不算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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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华兴会将在当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万寿节（七十大寿，阴历十月初十）的那天举义，因省里的文武百官届时将在万寿宫举行庆祝活动，趁此机会，黄兴们用预先埋好的炸药将他们一块送上西天，然后省内四路起兵，从常德、衡州、宝庆、岳州分别攻入长沙，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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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负责常德路，准备情况并不理想。尽管他赢得了当地会党的支持并被推为“龙头”老大，但这些人更看重经济利益，起义将近时，某会党首领游得胜因兜售“华兴公司”股票而被人告发，当地政府查明这起“非法集资案”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造反密谋后即刻上报，湖南巡抚陆元鼎收报后立刻触发了当年“富有票”案的警觉，于是下令缉拿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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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得胜被杀前供出常德一“姓宋的”学生主谋，好在他把名字记错了。当桃源县令将湖南巡抚的电文转到漳江书院时，山长黄彝寿看到里面有捉拿乱党“宋敏仁”等语，便知道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宋教仁惹祸，他一边回电称“查无此人”，一边通知宋教仁赶快离开湖南，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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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得报后，赶忙乘坐一炭船逃往武昌。说来也巧，宋教仁到达武昌那天，正值慈禧太后万寿节，督抚衙门张灯结彩，街道商铺龙旗高悬，市集上人来人往，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升平之气象。武昌的喜庆色彩与宋教仁的落寞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之下，他跑进一家书店买了本《施公案》和《七侠十五义》回客店聊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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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后，湖南革命党“图谋不轨”的消息传到武昌，宋教仁等人所办的科学补习所也被关闭，“华兴会”成员人人自危。事无可为的情况下，宋教仁逃亡上海，之后于1904年底东渡日本，开辟海外革命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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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好在宋教仁的学习能力超强，他先在顺天中学学习日语、英语，半年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再半年后考入知名的早稻田大学（两校均为私立学校），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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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求学期间，宋教仁的兴趣主要在法政方面。他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法律书，一本是《婚姻进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结婚》。另外，他对心理学与哲学也有相当的兴趣，曾写下大段大段的学习心得。在黄兴等人的影响下，宋教仁初到日本时对军事也颇有兴趣，他在日本体育会接受过徒手操和兵式操的训练，还曾尝试过价格不菲的骑马练习。不过，宋教仁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在骑马练习中受伤后，也就不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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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他曾对日语及汉语的发音做了相当独到的比较研究，并将心得记在日记中。1906年到1907年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等，这些活动虽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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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利用课外时间做翻译，主要通过同船来日的杨笃生的介绍，当时杨笃生等人创办了一本名为《游学译编》的杂志，因立宪运动的开展，国内对法政方面的书籍有较为迫切的需求，宋教仁所翻译的这些书大体上属于法政丛编方面的约稿，稿费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后涨为一元五角），由此获得了一笔相对稳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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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笃生经常给宋教仁送来四五十日元的稿费，但从日记中看，宋教仁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1906年9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家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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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生活的艰辛，使得宋教仁希望赚取更多的稿费，他一度因翻译太勤而导致精神衰弱，住进了医院。这种状况到1907年后才有所缓解。翻译之余，宋教仁还做过汉语教习等兼职。但这段时间里，宋教仁也逐渐荒废学业，早稻田的课也不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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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习俗，宋教仁结婚很早，他16岁时即与方氏完婚并育有一子。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年轻的宋教仁也不是没有动情的时刻，至少在日记里能找到两个女子的蛛丝马迹：一个是处过一段时间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个名叫西村千代子。特别是后者，更是让宋教仁为之着迷，他曾在日记中称自己想到千代子就久久不能入眠，心中总是浮现出她的一笑一颦，而与千代子的相处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他回味无穷。但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宋教仁与千代子最后无疾而终（从日记上看，是意志战胜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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