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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在全国统一政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及舆论的压力下,王金发终于在老百姓的口诛笔伐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尽管如此,他在这八个月还是大有收获,那就是手握几十万的大洋,之后在上海滩上花天酒地,豪饮豪赌,还买了座小洋楼,收了名妓花宝宝,成天醇酒妇人,安享温柔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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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王金发意志消沉,与革命党人日行渐远,据说还入京投靠袁世凯,后因“一匪未缉,空有自首之虚名”而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最终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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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七、乱世伍廷芳:七十老翁何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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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1842年生于南洋,其父伍荣彰在当地经商。3岁时,伍廷芳随父从新加坡回广州,后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担任港中高等审判庭翻译员,尽管他当时年仅20岁,但其月薪已拿到200英镑,这在香港华人圈中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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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译员的收入相当丰厚,但对于志存高远的伍廷芳来说,他并不甘心从事这种辅助性的工作。数年后,他转赴英伦自费留学,后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西方法律。华人入校攻读西方法律者,有之则从伍廷芳始。两年后(1877年),伍廷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经专门考试取得大律师资格,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获得法学博士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整个亚洲获得大律师资格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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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伍廷芳曾主动求见,两人相谈甚欢。事后,郭嵩焘两度派人盛请伍廷芳,希望他能留在伦敦协助处理外交事务。但伍廷芳并不愿意只做翻译随员之类的低级职务,而且当时驻英使馆随员的工资只有200两白银,参赞也不过300两,伍廷芳要是回香港做大律师的话,一月收入可达上千两,待遇方面也让他不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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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背后认为伍廷芳“所欲过奢”,但郭嵩焘毕竟是爱才之人,随后即为之专折力争,称交涉事宜非得熟悉英国律法之专才,伍廷芳在英学习律法数年,为急缺的难得之才,但因经费的问题不敢多有支销,希望朝廷能派充其为三等参赞之职,以留在英国效力。清廷接奏后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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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知伍廷芳已离开英国后,郭嵩焘心急如焚,随即给驻美公使陈兰彬打电报,称要是见到伍廷芳的话,一定请他立刻回英国,参赞一席已虚位以待。数日后,陈兰彬的副使容闳回电,称伍廷芳并未赴美,无处可寻。郭嵩焘大怒,回电坚称伍廷芳就在旧金山,陈兰彬纯属有意贻误。原来,伍廷芳在伦敦时曾提及陈兰彬邀请他赴美任参赞,因而郭嵩焘怀疑其在背后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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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之后打电报给李鸿章,请他出面劝说陈兰彬忍痛割爱,出让伍廷芳。在李鸿章不肯援手的情况下,郭嵩焘干脆向朝廷上折,称陈兰彬在美多年,熟悉洋务的人才都已被其搜罗殆尽,这次务必请其让贤。由于当时的信息通讯并不发达,郭嵩焘这次其实错怪了陈兰彬,因伍廷芳此时并未赴美,而是先回香港探望家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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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满世界找人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大员也加入争抢人才的行列,李鸿章急忙致函总理衙门,其中称:“近来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泰西各国欺我不谙西律,遇事狡赖,无理取闹……思有以折服之,非得一熟谙西律之人不可,顾物色数年,未得其人”;伍廷芳“虽住香港及外国多年,尚恂恂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尤为难得”,“唯闻伍廷芳在香港作大状师,岁可得万余金,若欲留之,亦必厚其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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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到,伍廷芳希望年薪能拿到六千两。为将之招揽门下,李鸿章慨然表示,“如承允许,其薪水一切,当会商南洋筹款给发。”总理衙门批复同意后,李鸿章随即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商定:“请津、沪两关岁各筹给三千两。南北各口有事,皆可前往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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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中途有人横刀夺爱,李鸿章干脆先下手为强,他派出津海关道黎兆棠亲往香港迎接伍廷芳。李鸿章当时权势煊赫,开出的薪水也令伍廷芳感到满意,加上黎兆棠本是旧友,一番游说下,伍廷芳最终于1877年10月入幕李鸿章门下担任法律顾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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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伍廷芳的父亲突然去世,伍廷芳遂按清朝律制丁忧。迟至1882年11月,伍廷芳才北上天津,由此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作为北洋通商衙门最通达外情的幕僚,伍廷芳受到了李鸿章的极大重视,但凡洋务与交涉事宜,都少不了伍廷芳的参与。在之后的14年中,伍廷芳参与创办了津沽铁路、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电报局等一系列洋务。其中,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客运、货运两用的唐胥铁路的即由其主持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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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李鸿章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伍廷芳在国内的事业也随之戛然而止。由于在长崎水兵斗殴事件及中日议和谈判中表现出色,伍廷芳于1896年外放为驻美公使,由此开始外交生涯。伍廷芳抵达华盛顿时,美国杂志描述说:“当他从轮船甲板下来时,他立即答应接受访问,证明他自己是更高于最奸狡的记者的对手……这位中国公使是一位新的东方外交家。他是第一位向美国公众致辞的中国公使……”3年后,伍廷芳代表清廷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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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伍廷芳于1902年11月奉调回国任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商务大臣,之后出任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共同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成效颇大。中华法系一向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代罚”,其刑罚体系与施罚手段极为残酷,这也成为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借口之一。在沈、伍两人的努力下,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被永久删除,中国的法律体系开始逐渐向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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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底,伍廷芳再次出任驻美公使。据随同伍廷芳赴美任参赞的颜惠庆回忆,伍廷芳在美国特别重点阐述两点:一是中国在学习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二是对富裕的工业国家来说,中国是其工业品的最大潜在市场。伍廷芳二度赴美前夕,某外报曾评论说:“伍廷芳阁下正准备以中国驻美公使身份前往华盛顿,伍廷芳可说是受美国欢迎的人物,他对外交有很高的技巧,对国际事务亦有深刻的了解,他亦很善于掌理事务,使他成为这个古中国的一个最佳代表。他亦很受美国市民的欢迎,他态度和蔼,贵族的举止,随机应变及嘹亮的声线,他在美国十分出名。他受到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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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讲演会给在美留学的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伍廷芳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国长袍,罩上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前面缀着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难忘。顾维钧称伍廷芳在美国很受欢迎,每次他应邀到美国各地讲演总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有些讲话甚至被载入世界最佳演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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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初,已近古稀之年的伍廷芳卸任回国,之后寓居上海。但仅过了一年时间,辛亥革命的浪潮再次打破了伍廷芳宁静的生活。上海独立后,新任都督陈其美力请伍廷芳出掌外交。据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回忆,为请伍廷芳出任南方谈和代表,“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这段史料的真假尚且不论,但曾为清廷二品大员并长期出使海外的伍廷芳投入革命阵营,这对革命士气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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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与革命党并无深交,1909年他还曾向清廷外务部发电:“访闻近有逆党由南洋电美华侨筹办款项,及有美人代购炸药乘美国丸飞赴香港,转运京师各省,希图举事。除密饬各领切谕商工勿为所惑,乞密饬严防”。伍廷芳此时正在驻美公使任上,此乃职责所在,毋庸多言。至于此次投入革命阵营,如果仅仅是“感于陈其美的诚意”恐怕失于简单,更大的可能是,伍廷芳对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失去了信心,特别是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其长期郁结的怨气终于令他做出了此等非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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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在上海都督府工作的余芷江回忆,“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领事团不承认,也不否认。都督府送照会去,领事团只是收下而已”,领事的公事上对沪军都督府的称呼起先总是用“乱党”,后经伍廷芳的交涉,上海领事团才改用“革命党”。从各种记载来看,列强外交官对伍廷芳的“倒戈”颇多非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报告中称伍廷芳“喋喋不休”,“态度颇为傲慢”,其“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伍廷芳秉性难移,喜出风头”,并说他是个“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英使馆武官柏来乐则说伍廷芳不过“是一个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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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转变并非没有原因。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伍廷芳清楚的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千年大变局”时代,帝制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唯有民主共和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并最终走向强大富强。之后,伍廷芳与张謇等人向摄政王载沣联名发电:“……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悔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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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中,伍廷芳明确表示,清廷“据君位已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于如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举大总统,重新缔造……今日尔我所争者,一国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县之事”,北方代表唐绍仪听后深以为然:“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由此,南北和谈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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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就致电孙中山与参议院,称“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宗尧)二公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就政府甫成,忽遽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为辞外交,可否仍归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美侨创办的英文《大陆报》记者也向孙中山提出质疑,孙称此举“并非失察”,并说:“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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