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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在全国统一政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及舆论的压力下，王金发终于在老百姓的口诛笔伐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尽管如此，他在这八个月还是大有收获，那就是手握几十万的大洋，之后在上海滩上花天酒地，豪饮豪赌，还买了座小洋楼，收了名妓花宝宝，成天醇酒妇人，安享温柔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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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王金发意志消沉，与革命党人日行渐远，据说还入京投靠袁世凯，后因“一匪未缉，空有自首之虚名”而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最终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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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七、乱世伍廷芳：七十老翁何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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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1842年生于南洋，其父伍荣彰在当地经商。3岁时，伍廷芳随父从新加坡回广州，后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担任港中高等审判庭翻译员，尽管他当时年仅20岁，但其月薪已拿到200英镑，这在香港华人圈中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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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译员的收入相当丰厚，但对于志存高远的伍廷芳来说，他并不甘心从事这种辅助性的工作。数年后，他转赴英伦自费留学，后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西方法律。华人入校攻读西方法律者，有之则从伍廷芳始。两年后（1877年），伍廷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经专门考试取得大律师资格，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获得法学博士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整个亚洲获得大律师资格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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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伍廷芳曾主动求见，两人相谈甚欢。事后，郭嵩焘两度派人盛请伍廷芳，希望他能留在伦敦协助处理外交事务。但伍廷芳并不愿意只做翻译随员之类的低级职务，而且当时驻英使馆随员的工资只有200两白银，参赞也不过300两，伍廷芳要是回香港做大律师的话，一月收入可达上千两，待遇方面也让他不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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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背后认为伍廷芳“所欲过奢”，但郭嵩焘毕竟是爱才之人，随后即为之专折力争，称交涉事宜非得熟悉英国律法之专才，伍廷芳在英学习律法数年，为急缺的难得之才，但因经费的问题不敢多有支销，希望朝廷能派充其为三等参赞之职，以留在英国效力。清廷接奏后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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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知伍廷芳已离开英国后，郭嵩焘心急如焚，随即给驻美公使陈兰彬打电报，称要是见到伍廷芳的话，一定请他立刻回英国，参赞一席已虚位以待。数日后，陈兰彬的副使容闳回电，称伍廷芳并未赴美，无处可寻。郭嵩焘大怒，回电坚称伍廷芳就在旧金山，陈兰彬纯属有意贻误。原来，伍廷芳在伦敦时曾提及陈兰彬邀请他赴美任参赞，因而郭嵩焘怀疑其在背后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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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之后打电报给李鸿章，请他出面劝说陈兰彬忍痛割爱，出让伍廷芳。在李鸿章不肯援手的情况下，郭嵩焘干脆向朝廷上折，称陈兰彬在美多年，熟悉洋务的人才都已被其搜罗殆尽，这次务必请其让贤。由于当时的信息通讯并不发达，郭嵩焘这次其实错怪了陈兰彬，因伍廷芳此时并未赴美，而是先回香港探望家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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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满世界找人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大员也加入争抢人才的行列，李鸿章急忙致函总理衙门，其中称：“近来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泰西各国欺我不谙西律，遇事狡赖，无理取闹……思有以折服之，非得一熟谙西律之人不可，顾物色数年，未得其人”；伍廷芳“虽住香港及外国多年，尚恂恂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尤为难得”，“唯闻伍廷芳在香港作大状师，岁可得万余金，若欲留之，亦必厚其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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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到，伍廷芳希望年薪能拿到六千两。为将之招揽门下，李鸿章慨然表示，“如承允许，其薪水一切，当会商南洋筹款给发。”总理衙门批复同意后，李鸿章随即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商定：“请津、沪两关岁各筹给三千两。南北各口有事，皆可前往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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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中途有人横刀夺爱，李鸿章干脆先下手为强，他派出津海关道黎兆棠亲往香港迎接伍廷芳。李鸿章当时权势煊赫，开出的薪水也令伍廷芳感到满意，加上黎兆棠本是旧友，一番游说下，伍廷芳最终于1877年10月入幕李鸿章门下担任法律顾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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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伍廷芳的父亲突然去世，伍廷芳遂按清朝律制丁忧。迟至1882年11月，伍廷芳才北上天津，由此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作为北洋通商衙门最通达外情的幕僚，伍廷芳受到了李鸿章的极大重视，但凡洋务与交涉事宜，都少不了伍廷芳的参与。在之后的14年中，伍廷芳参与创办了津沽铁路、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电报局等一系列洋务。其中，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客运、货运两用的唐胥铁路的即由其主持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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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李鸿章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伍廷芳在国内的事业也随之戛然而止。由于在长崎水兵斗殴事件及中日议和谈判中表现出色，伍廷芳于1896年外放为驻美公使，由此开始外交生涯。伍廷芳抵达华盛顿时，美国杂志描述说：“当他从轮船甲板下来时，他立即答应接受访问，证明他自己是更高于最奸狡的记者的对手……这位中国公使是一位新的东方外交家。他是第一位向美国公众致辞的中国公使……”3年后，伍廷芳代表清廷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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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伍廷芳于1902年11月奉调回国任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商务大臣，之后出任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共同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成效颇大。中华法系一向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代罚”，其刑罚体系与施罚手段极为残酷，这也成为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借口之一。在沈、伍两人的努力下，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被永久删除，中国的法律体系开始逐渐向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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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底，伍廷芳再次出任驻美公使。据随同伍廷芳赴美任参赞的颜惠庆回忆，伍廷芳在美国特别重点阐述两点：一是中国在学习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二是对富裕的工业国家来说，中国是其工业品的最大潜在市场。伍廷芳二度赴美前夕，某外报曾评论说：“伍廷芳阁下正准备以中国驻美公使身份前往华盛顿，伍廷芳可说是受美国欢迎的人物，他对外交有很高的技巧，对国际事务亦有深刻的了解，他亦很善于掌理事务，使他成为这个古中国的一个最佳代表。他亦很受美国市民的欢迎，他态度和蔼，贵族的举止，随机应变及嘹亮的声线，他在美国十分出名。他受到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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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讲演会给在美留学的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伍廷芳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国长袍，罩上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前面缀着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难忘。顾维钧称伍廷芳在美国很受欢迎，每次他应邀到美国各地讲演总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有些讲话甚至被载入世界最佳演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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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初，已近古稀之年的伍廷芳卸任回国，之后寓居上海。但仅过了一年时间，辛亥革命的浪潮再次打破了伍廷芳宁静的生活。上海独立后，新任都督陈其美力请伍廷芳出掌外交。据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回忆，为请伍廷芳出任南方谈和代表，“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这段史料的真假尚且不论，但曾为清廷二品大员并长期出使海外的伍廷芳投入革命阵营，这对革命士气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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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与革命党并无深交，1909年他还曾向清廷外务部发电：“访闻近有逆党由南洋电美华侨筹办款项，及有美人代购炸药乘美国丸飞赴香港，转运京师各省，希图举事。除密饬各领切谕商工勿为所惑，乞密饬严防”。伍廷芳此时正在驻美公使任上，此乃职责所在，毋庸多言。至于此次投入革命阵营，如果仅仅是“感于陈其美的诚意”恐怕失于简单，更大的可能是，伍廷芳对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失去了信心，特别是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其长期郁结的怨气终于令他做出了此等非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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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在上海都督府工作的余芷江回忆，“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领事团不承认，也不否认。都督府送照会去，领事团只是收下而已”，领事的公事上对沪军都督府的称呼起先总是用“乱党”，后经伍廷芳的交涉，上海领事团才改用“革命党”。从各种记载来看，列强外交官对伍廷芳的“倒戈”颇多非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报告中称伍廷芳“喋喋不休”，“态度颇为傲慢”，其“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伍廷芳秉性难移，喜出风头”，并说他是个“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英使馆武官柏来乐则说伍廷芳不过“是一个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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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转变并非没有原因。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伍廷芳清楚的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千年大变局”时代，帝制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唯有民主共和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并最终走向强大富强。之后，伍廷芳与张謇等人向摄政王载沣联名发电：“……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悔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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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中，伍廷芳明确表示，清廷“据君位已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于如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举大总统，重新缔造……今日尔我所争者，一国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县之事”，北方代表唐绍仪听后深以为然：“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由此，南北和谈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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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就致电孙中山与参议院，称“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宗尧）二公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就政府甫成，忽遽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为辞外交，可否仍归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美侨创办的英文《大陆报》记者也向孙中山提出质疑，孙称此举“并非失察”，并说：“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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