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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于1905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也曾像伍廷芳那样考取英国律师资格并被选为比较法学会国际会员，但此时年仅31岁，也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论资历远不如伍廷芳。受命后，王宠惠自己也没有底气，后向孙中山请辞，孙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这段话，似乎可以理解成孙中本人要直接掌管外交而不希望由一位年事高者来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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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反应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在舆论仍议论纷纷时，伍廷芳特意致函粤籍人士，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不必萦怀于地位官职而损坏革命事业。当然，若论外交经验与阅历，已是北方议和代表的伍廷芳出任外务总长自具优势，而且工作上也更有连续性。数年后，伍廷芳曾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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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退位谈判的关键时刻，伍廷芳曾与孙中山发生激烈冲突。原来，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突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要求清帝退位后，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后须取得各国承认之回章。如此，他才向临时参议院请辞并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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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数日内，孙中山连发五电，对五条要约反复修改，尽管伍廷芳等人一再劝导与反对，但孙中山仍于1月22日将其“要约”以通电的形式公诸报端，此举无异于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势同“最后之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遇，也令伍廷芳等谈判人员颜面全失。事后，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代表之职，后经人转圜才继续承担议和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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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的时间很短。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不曾参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也并未亲近。鼎革之初，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声势浩大，不少人以此为从政的终南捷径，但伍廷芳却对此并不热心。相反，他介入了几个与国民党相对立的党派，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他对革命党的行动也绝不赞成。袁世凯死后，伍廷芳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受惊而逝，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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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八、难为张謇：状元反水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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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4日，为庆祝大生集团扩展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张謇前往武昌出席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在抵达江城后的一周里，张謇遍访鄂中大员，又与立宪派的同道中人畅谈国事，心情很是愉悦。10月9日中午，张謇应湖北咨议局的邀请赴宴，晚上又受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当晚九点才回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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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张謇还忙里偷闲买了一对孔雀，又问友人要了一对锦鸡，打算拿回去充实南通博物苑。但到第二天，武昌突然全城戒备并一度关闭了所有城门。直到上午十点，张謇才得以出城前往汉口（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于当天凌晨被杀，枭首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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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口租界后，张謇再次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而这一天他又受到了汉口士绅商人们的热情款待，一直应酬到晚上八点，张謇才被送上“襄阳号”轮船，准备返程。阴错阳差的是，“襄阳号”这晚耽搁到晚上十点才开船。很多年后，张謇仍清楚的记得：“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张謇所看到的，不是其他，正是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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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生于1853年（咸丰三年），江苏通州人（今南通），在其兄弟中，张謇明显聪慧过人，他4岁启蒙，5岁即能背诵《千字文》而一字不差。15岁时，张謇首次参加科考，因其祖上三代无人获得功名（即所谓“冷籍”），为免受学官歧视，张父与如皋县某张姓人家交易，“酬以钱两百千”（即两百吊）而冒张家子弟名应试（张家三代内有功名，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当下的高考移民）。殊不知，这给张謇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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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初上考场，县试、州试均顺利通过（秀才考试须经县试、州试、院试三场），但州试成绩取在百名开外。回去后，其师大骂，“若千人应试，定额九百九十九，那不中的人就是你”。张謇羞惭至极，到家即在窗户和帐顶上“并书九百九十九为志”，读书累困之时，每见所书则泪流不止。经数月的发愤苦读，张謇最终以第二十九名顺利通过院试，考中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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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是件开心的事，但如皋那户张姓人家性本狡黠，他们见张謇中了秀才，于是借“冒名”一事大做文章，并向张父反复要挟勒索，如不遂愿即要告上公堂。之后5年中，张家饱受其苦，竟为之负债上千两银子，几乎倾家荡产。闹到最后，还是通州知州孙云锦出面调解，并将此事上报江苏学政，继而由礼部将此案了结，张謇这才得以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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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锦对张謇的才华颇为赏识，之后将他推荐给了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张謇由此入幕军营。1880年，吴长庆移防山东登州，次年袁世凯来投（袁之嗣父袁保庆与吴长庆系至交），吴觉得小袁学识粗浅，遂命其拜在张謇门下学习。袁世凯在营中时，处理军务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但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令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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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禀赋来看，袁世凯是个做实事的人，他之前曾参加过两次科考，深知自己不是科场中人，于是果断地弃文就武，另谋出路。与袁世凯相比，张謇在科场中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去，他曾于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结果五售不中。直到33岁那年（1885年），张謇转赴顺天府乡试，这才取中第二名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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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謇再遭磨难，他于34岁、37岁、38岁、40岁四次应考，均告落榜。最为好笑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号称“清流”的考官们都有意把张謇录到自己门下，但每次都是误认他人，张謇反而一再落第。直到1894年，年届四十的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才被取中为第六十名贡士。殿试时，翁同龢已是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并力劝其他阅卷大臣将其考卷荐为第一。利用帝师的特殊身份，翁同龢还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终于在41岁时得中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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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謇的仕运也不咋地。他好不容易中了状元，偏偏又遇上甲午战败的沮丧之年。这还不算，其父又在当年去世。按清制，他必须回乡守制3年，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与仕途了无缘分。1898年守制期满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当时维新运动如火如荼，正当他想有一番作为时，其恩师翁同龢又被慈禧太后罢官。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在目睹了官场之险恶后决意远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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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曾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事实上，他也不是个适合做官的人。放弃仕途后，张謇投身实业，准备在“经济救国”中实现自己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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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状元身份投身商海，史上并不多见，不过状元身份还是给张謇带来了一些方便。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张謇一生的事业由此起步。颇值一提的是，陆润庠也是状元出身，而且比张謇早20年，当时他因母亲患病而回乡，但两年后他仍重归官场并累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这与张謇有着截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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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张謇给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但从筹办到投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问题主要在资金上，张謇最初将纱厂定位为“商办”，但民间集资招股说来容易做来难。无奈之下，张謇只能向官方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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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已调湖广总督）用官款购买的4万多锭官机折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由此改为“官商合办”。由于商股股金迟迟不能到位，盛宣怀借机从大生纱厂分走一半机器，官股下降为25万两，但与之对应的25万两商股最终还是未能募足（只有15万两）。张謇四下奔走，到处告贷，但许诺者少，碰壁者多，最无奈时，张謇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卖字广告，以赚取来回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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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经商，狼狈如斯。不过，张謇的努力最后还是得到了回报，大生纱厂最终于1899年投产。走运的是，之后棉纱行情看好，大生纱厂次年即获利。到1908年，纱厂纯利累计近2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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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一度活跃了起来。1907年春，张謇北上入京，慈禧太后希望从这位“在野状元”那里得到一些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其回忆，慈禧太后“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而张謇直言当前官制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推行新政后，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之后，张謇又提及年轻学生对国内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民心涣散，革命潮起，慈禧太后听后不禁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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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謇曾直面慈禧太后：“改革是真还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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