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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朝状元，遗老们对张謇的批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对张謇来说，清朝实无可留恋，事实上他也几乎未在清朝为官。在他看来，当一个旧体制愿意更新并处于更新阶段时，他会与其保持最大诚意与最大程度的合作，如立宪时期甚至武昌起义爆发初期，但清朝已无可挽救之时，国家的利益比国君就显得更为的重要，愚忠已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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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九、错杀的高官：端方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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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即将结束时，两颗浸在煤油桶里的头颅在一路传示之后，被送到了武昌。死者并非他人，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及其弟端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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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死于1911年11月28日，名义上说，当时还是署理四川总督，尽管他一天都没有真正上任过。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自己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弟弟端锦也连带做了无头之鬼。端锦早年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回国后本已是候补知府，后被兄长召至幕中协理粤汉、川汉路政，不意遭此厄运，实在是天要绝他，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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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祖父文雅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端方幼年时被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嗣子，桂清曾是同治帝师，并做过内务府大臣、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等职，名声颇佳。尽管出生于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却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在21岁那年中举，这在满人中可算是聪敏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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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端方准备出仕之时，其生父母相继去世（嗣父桂清去世更早），按例只能在家居丧守制。直到1889年，28岁的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因其工作勤勉，仕途也算顺利。1898年3月，在翁同龢与刚毅的保荐之下，端方被光绪召见，由此获得了年轻皇帝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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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戊戌变法中，朝廷下诏筹办农工商总局，端方被任命为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部门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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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顽固派视为变法中坚的端方在革职后处境险恶，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慈禧太后高兴，急忙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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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笔记中的故事是否属实暂时不论，细查端方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说实话，当时这种吹捧文章比比皆是，端方这个《劝善歌》，肉麻程度还不算高。事实上，端方之所以幸免于难，主要原因恐怕不是《劝善歌》，而是他不属于康有为那个激进的小集团，关键时刻又肯于服软，因而革职只是一时，日后仍有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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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3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起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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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式教育是端方出任地方的最大亮点，其他新政措施如办理警政、编练新军等也可圈可点。其中，“端方新政”还创下了十几项国内第一：最早设立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最早建立省立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最早提倡全民植树、最早引进肉类卫生检疫、最早建立市民公园、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等等。最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女子公费留学之先例，这在当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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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灭后，有一种思维似乎成为定势：“满人做的好事，一定是不安好心甚至是包藏祸心，其目的不过是为继续维持满族亲贵的腐朽统治”。由此，满族官员乃至整个清廷所推进的改革，包括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都是用于欺骗民众的虚伪谎言，是不足信的。这种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无视真实历史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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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湖北、江苏、湖南任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1905年清廷决定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时，端方也列名其中。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鼓励。慈禧太后问端方：“新政已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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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宪政回国后，端方等五大臣连上数道奏折请求立宪。据说，端方为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中间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中外时报》报道，端方怕这新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因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所幸端方当时正在隔壁会客，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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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端方圆满完成了宪政考察任务，随后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1908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其新任伊始便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而端方则在两江总督任上干了三年后，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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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在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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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驾轻就熟，但在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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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即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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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李鸿章在世，恐怕也不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亵渎之罪，实属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为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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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挟夹私怨，因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被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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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是因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在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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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后，端方的低调生活被席卷鄂、湘、粤、川四省的铁路风潮所打断，清廷命其以侍郎衔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此被卷入了这场夺命的运动。南下路过彰德时，端方特意下车拜访已赋闲近3年的袁世凯。早在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端、袁两人一直是坚定的盟友，志趣颇为相投。这一次，端方不但与袁世凯交流了当前时局的看法，而且还说定了两门亲事，一是端方之女嫁给袁世凯五子袁克权，二是袁世凯次女许给端方之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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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端方的复出，袁世凯祝贺之余，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他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告诫说：“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经营”，意在提醒端方稳打稳扎，切不可操切行事。端方原本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且他曾任过湖北、湖南两省巡抚，因而两湖的保路风潮在其调和之下未见大患，但四川就完全不同了，端方在那里毫无人脉，事事均得依仗川省总督，而四川的前后两任总督，王人文处事过软而赵尔丰手段太硬，最终酿发巨祸，端方亦是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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