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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案”发生后，清廷命端方带兵入川，平息风潮，而端方随后参劾前后两任川督王人文、赵尔丰“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导致两人均交内阁议处。赵尔丰并不欢迎端方这位钦差大臣，他为尽快平息风潮以求自保，随后便放出了蒲殿俊、罗纶等人，但事态非但未能好转，反而进一步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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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严令之下，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一部从汉阳前往宜昌，随后从宜昌坐兵轮驰往重庆，最后沿旱路前往成都。入川后，端方为平息民愤，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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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和平姿态在最初颇具效果，但当他率兵前往成都的途中，武昌起义爆发，形势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后，前方目的地成都此时已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重庆也被革命党所占据，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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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名叫陈文彬的士兵回忆说，他在随同端方进军成都时，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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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种族革命”的风潮之下，悲剧还是发生了。随同端方入川的湖北新军听说武昌起义后，思乡心切，军心动摇，在军中少数革命党的鼓动之下，端方及其弟端锦最终被杀。端方被杀的原因及具体情形有多个版本，但大体上来说，主要是因军中“排满”之说所引发。据各版本的归纳，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士兵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最后行馆中只剩下端方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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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下，来向端方寻杀。端方说，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说，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端方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最后，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被割下来放在煤油桶里，一路传示后送往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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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中认为，端方被杀除因排满风潮外，还可能与士兵索饷未得有关。另外，端方企图在资州静观其变，军中革命党担心自己失去做“反正英雄”的政治资本，而只想回鄂的官兵担心回去后无法洗脱入川镇压的干系，于是在“争功”及“自明心迹”的心态下聚合起来，最终以“种族革命”为号召，用小队突袭的方式杀死端方兄弟，其将受害者首领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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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兄弟的首级被送到武昌后，黎元洪念及旧情，将人头暂存于武昌宝通寺。亲家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派人从四川取回端氏兄弟尸身，随后又将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最后葬在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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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两个满人、而且是两个高官，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自然是值得喝彩的“正义之举”，但揭开革命暴力的华丽外衣，此等残杀事件背后的动机却很难经得起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考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莫理逊即颇为不平，他在写给报社的报告中称：“……被叛兵杀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众。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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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报》在1906年提名清王朝最有影响力的“四大人物”时，其中除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外，剩下的两个名额给了袁世凯与端方。作为清末满汉能臣的两大代表，袁世凯与端方的入选固然当之无愧，但冥冥间人各有命，袁世凯后做上民国的大总统，而端方却死于革命的乱刀之下。清室后追赠端方为“太子太保”并谥号“忠敏”，但死后哀荣，于人于国，不过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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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曾为端方门下幕僚的左全孝写了一篇祭文为之鸣不平，文中不乏愤激的说：“瑞澂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徵，受祸且烈于尔丰。新旧满汉之心不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危亡之势，伋伋内讧，公盛意调和，苦心化融，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网罗才俊，教普儿童，而旧家疑其仁，新进疑其忠，雷鸣瓦釜，毁弃黄钟！呜呼哀哉，有知无知，吾愿问之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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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全孝写这篇祭文时，清廷已垮，所撰之文，既无功利可言，倒也能看出左氏之真实心声。同为门下幕僚的刘师培，这位被革命抛弃的“叛徒”，其在端方入川途中不离不弃，直至端方被杀后才避祸远遁，倘若端方无此人格魅力，似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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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另一位大师王国维也在同年写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他要纪念的人，也是端方。诗中，王国维描述了端方的死难经过：“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端方曾任湖北巡抚，其所带的湖北新军也可算是他的“旧部”，这些人早上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但晚上时端方就变成了他们所诟骂的“索虏”。王国维仅在端方所设立的江苏师范学堂中任过职，他与这位前两江总督并无直接关系，但其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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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堪大用，奈何命丧黄泉路。刘师培与王国维都是传统时代下文化的坚守者，他们纪念端方并不奇怪，但他们所留恋的传统及时代，已一去而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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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买官者的革命：吴禄贞的非常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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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7日凌晨一时许，石家庄车站内突然枪声四起，一位身着高级将官服的年轻将领被杀，首级也被割了下来，不知去向。在这个寒意袭人的北方秋夜，受害者并非他人，正是第六镇统制、刚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的吴禄贞。当晚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副官周维桢与参谋官张世膺。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凶手竟是跟随吴禄贞多年的亲信、骑兵营管带马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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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人追忆，吴禄贞三人当晚借住在站长办公室。夜深人静之时，吴禄贞仍在批阅文件，突然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叩门而入，并高呼：“报告大人，听说统制升任山西巡抚，特来向大帅贺喜！”话音未落，凶手屈膝下拜，顺势从靴子里拔出手枪，向吴禄贞连连射击。骤不及防之下，吴禄贞已是连连中弹，但他仍强忍剧痛夺门而出，孰料门外已埋伏多名杀手，吴禄贞再遭重击，命赴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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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与吴禄贞仅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被惊醒后，发现“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住在不远的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也回忆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而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则称，“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很显然，这场离奇的刺杀事件已演变成了一场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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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字绥卿，生于1880年，湖北省云梦县人。吴父为私塾先生，家有薄田十余亩，家境一般。吴禄贞少时读书勤奋，后考入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与陈其采、张绍曾等40人被清廷选送到日本留学。这批军事留学生先入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两年，之后按各自科目进入日本陆军各联队实习。经半年的入伍锻炼后，吴禄贞等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1902年，吴禄贞等人毕业回国，之后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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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期间，很多留日士官生接触了革命思想，一些人甚至加入了革命组织。以吴禄贞为例，他曾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励志会”，据说还加入“兴中会”。1902年回国后，吴禄贞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学堂教习、会办，其间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多有接触。1906年，吴禄贞受命前往新缰伊犁考察新军，途中因“失仪”而险遭不测。原来，吴禄贞在路过兰州时，竟以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升允认为他有意轻慢而将其扣押，并致电军机处称吴禄贞“冒充钦差，沿途欺诈勒索，无所不为”，之后又密谋将其“就地正法”。后在陆军部的协调下，吴禄贞才得以释放，但监督之职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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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吴禄贞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不久又任延吉边务帮办。两年后，吴禄贞升任延吉边务督办并任陆军协都统。这一年，吴禄贞30岁，他曾在寿宴上赋诗一首：“乘搓直达沧溟东，家在潇湘云梦中，锦瑟年华同逝水，筹边事业等雕虫。剑横玉塞昆仑月，马渡阴山瀚海风；三十功名尘土耳，一江冰雪笑渔翁。”从性格上说，吴禄贞为人专断，不为人下，生活上则不拘小节，曾纳娼为妾并热捧戏子（传有断袖之癖且与马步周关系暧昧），平时花钱如水，破费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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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冯国璋曾指责吴禄贞的第六镇统制之位系“花钱买来”，并暗讽军谘府大臣载涛少不更事，为其蒙骗。此事说来诡异，吴禄贞既是革命志士，何以会去买官（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亦有买官行为）。倒是有这么个说法，吴禄贞在京期间，其左右李书诚、黄恺元等为之出谋献策，并由黄恺元为之筹措白银二万两，贿于庆亲王奕劻，这才于1910年12月底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可买官的人为什么会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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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各省局势风云变幻，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湖南、陕西、山西相继宣布独立。就在山西爆发革命的当天（10月29日），清廷后院起火，原本打算调往武汉前线镇压起义的滦州新军爆发“兵谏”，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倾向革命的青年将领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滦州新军朝发夕至，祸起肘腋，清廷焉得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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