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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很多士人一样，甲午的战败也深深刺痛了汪康年。这一年，他给自己起号“毅伯”，并决心以办报为事业。汪康年所处的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萌芽时期，19世纪末的中国有近百家报刊，其中大半为教会所办，外国商人所办占五分之一，中国人自办报刊为个位数，其中数家还有洋人入股。甲午战争期间，上海报刊屡屡错误报道战事，竟有称清军获胜、日军大败的各种假消息，被愚弄的民众竟为之庆贺不已。这一系列的荒唐事，更刺激了汪康年为中国人办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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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京创办《万国公报》（后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办报纸重名而改称《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报为双日刊，主要登载阁抄、西报或外电的译文及中外知识的介绍，当时也没有什么发行渠道，只是随《邸报》（又称“邸抄”或“宫门抄”，主要刊登重要谕旨、奏折、人事任免等信息，以在京官员为发行对象）免费赠送，发行量在两三千份。半年后（1896年元月），朝中有人告发康有为、文廷式等人利用报纸结党营私并组织会社对抗朝廷，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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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汪康年积极加入了维新的浪潮，后应康有为之邀赴上海加入强学会。强学会初期声势浩大，张之洞也主动捐款五千两白银以示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被查禁后，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利用所余款项与黄遵宪等人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汪自任经理并聘梁启超为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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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新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报纸，《时务报》的创办及运作与汪康年的经营管理和全盘调度是分不开的，他不仅负责报社的财务、人事与发行，偶尔也兼任评论与编撰。作为背后的“大股东”，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时务报》提供了大力支持，并称“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宏纲，无取琐闻，实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在其命令下，两湖大小文武衙门、各官办理学院学堂等均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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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影响力也与主笔梁启超的才华密切相关。作为百年不世出的大才子，梁启超以其犀利活泼、纵横捭阖的文笔迅速在官绅阶层中掀起了一场舆论大风暴，当时竟出现人人争读《时务报》的盛况（这也从侧面折射了中国报刊业极不发达的现状）。但在康有为的有意主导下，《时务报》于1897年后由变成法、改科举、选才讲学、兴业练兵等议题转到敏感的“开宪政，尊民权”主题，这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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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之洞命人致书汪康年，要求《时务报》在“宪政”、“民权”等议题上谨言慎行，免得为人指摘而重蹈北京强学会的覆辙。接到张之洞的指令后，汪康年随即阻止梁启超继续发表他认为“过激”的议论，这引起了梁启超的极大不快。得知这是张之洞的暗中指使后，年轻气盛的梁启超愤而求去，之后应谭嗣同所邀赴湖南长沙参与创建时务学堂及《湘学报》、《湘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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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汪康年大概是最活跃的。1897年，他与叶瀚等名流在上海创建蒙学会并发行《蒙学报》；同年，又帮助罗振玉创立了务农会并发行《农学报》。对汪康年来说，这两份报刊只是牛刀小试。1898年5月，汪康年和曾广铨、汪大钧等集资创办了《时务日报》（作为《时务报》的姊妹报），社务由其一人主持，这份报寄托了汪康年的很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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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变法开始后，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召唤下赴京与事，对于之前争夺《时务报》的失败，梁大才子颇有不甘，他趁机请老师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其自往上海督办，此议于1898年7月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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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梁假官报名义强收《时务报》并借以报复私怨的行径，汪康年等人极为愤怒，之后即将《时务报》易名《昌言报》予以抵制。《昌言报》仍延续了之前《时务报》的做法，并由张之洞指定梁鼎芬为总董。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康有为甫离北京，政变随后而起，接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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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昌言报》仍得以继续生存，但汪康年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另一份报纸即之前创办的《时务日报》。为避免牵连迫害，《时务日报》于当年8月改名为《中外日报》，以英人杜德勒为发行人、以日本人安藤虎雄为总董，此举实为改挂“洋旗”，以便于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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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日报》4开4版一张，白报纸双面印刷，后扩为对开大张，纵向分层编排，这些在当时都属独创。汪康年最大的一个创新是，改变当时各报普遍通行的四字标题而代之于分类标题，将每版分为上下四栏；又将新闻分为电报、各国、外埠、本埠四类，再按地域分别排列，力求版面现代化，以与《申报》竞争。在办理这份报纸的过程中，其弟汪诒年也助力不小，该报实为汪家兄弟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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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激烈，《中外日报》仍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乃至于接收官方的资助。1905年，各地因美国“排华法案”而发生反美浪潮，《中外日报》受命“疏导”，结果引发读者不满而相约退订，“不幸”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被读者抵制的华文报纸。1905年后，因汪康年赴京任职，该报影响日微，后于1911年2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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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汪康年赴京应朝考，后被授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不过七品官（从七品），以汪康年的年纪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在此期间，他的兴趣也仍旧在办报上。1907年3月，汪康年在京创办《京报》，正当他想大干一场时，半年后又因“杨翠喜案”而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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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再度来京并创办《刍言报》，这既是他生平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也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报纸，该报每月出6期，每期8页，所有撰写、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均由他一人负责。《刍言报》分内外两编，内编设《谘告》、《评论》、《研究》等栏目，外编设《调查》、《事案》、《掌故》等栏目。与其他报刊相比，《刍言报》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二是“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招揽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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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汪康年已年过半百，年龄不算很大，但其身体因多年的奔波与劳累而日渐羸弱。对其如此卖力的办这样一份报纸，一些亲友也劝他：“何必自苦到如此地步？”汪康年则笑答：“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但没过多久，汪康年患上了严重的肺痨，时时“咳喘不已”，最终于1911年11月14日于天津“悲呛而逝”。作为他一个人的报纸，《刍言报》也随之停刊（共出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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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汪康年以改良派思想而著称，其主张走温和的中间道路而反对激进的革命思潮。尽管如此，他与章太炎等人仍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苏报》案”后的烂摊子及邹容的安葬等都是其在背后操持。而在1910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及保路风潮中，汪康年均持反对意见，其认为“民智太低”而舆论从中煽动，社会将因此而动荡不安，这与新闻事业所追求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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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只活了51岁，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报馆中度过，但可惜的，这位办了半辈子的报人，他所办之报却没有一家能够善终。汪康年死后，留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汪康年字穰卿）等著作，其弟汪诒年在其传记中说：“百年后，人若知先生所值之时事如何，所处之环境如何，则于先生何以有此怀抱，何以发此言论，可洞如观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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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汪康年至今仍少有人知——或许是改良派两头不讨好，不遭人待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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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四、女界先锋：吕碧城风华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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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有一位女性拥有众多的头衔，她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女权运动及女子教育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她就是吕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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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祖籍安徽，其家族累代经商，不过父亲吕凤岐却是正宗的科举出身，他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后被外放为山西学政，吕碧城遂于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吕凤岐生有二子四女，二子为原配蒋氏所生，后四女为续弦严氏所生，吕碧城在其中排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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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3岁时，父亲辞官还乡，定居于安徽六安。10年后，吕凤岐的意外病逝令整个家庭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原来，吕家的两个男孩均先于父亲去世，而按当时的宗法制度，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因而族人找上门来，企图霸取吕家的财产。在族人的威逼下，孤苦无依的严氏母女最后只能放弃家产，离开曾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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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吕碧城本已许配，但经此家变后，对方竟提出退婚的要求。这对女方来说，当时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接连的剧变，让13岁的吕碧城倍受打击的同时也对世途的凶险与人心的险恶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其后倔强自立的性格或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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