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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听了张西曼的想法后，半试探半逗趣地说：“呦！这可不是好玩的！你不会是想闹革命吧？”张西曼见他似有心动，干脆趁热打铁，左一句“张大哥如何如何”、右一句“张大哥英明英明”，高帽子把张宗昌弄得飘飘其然，于是答应“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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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宗昌的牵线搭桥下，张西曼亲自到刘弹子的老巢去探访了一番，并回报兄长称那里的绿林好汉们人才可用，请速派人来接洽。12月初，青帮大佬李征五等人在黄兴、陈其美的委派下到了海参崴，而接头地点就设在了华商总会斜对面的金角旅馆中。对于革命党频频伸出的橄榄枝，刘弹子还有所疑惧，因他们的绑票生意难免触犯地方，而介绍人张宗昌与俄国军警关系密切，这万一是他设下的圈套，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但接触了几次后，刘弹子被革命党的诚意所打动，他做出了一个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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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气氛的鼓舞下，张宗昌也迅速“赤化”，摇身一变成了追求革命的急先锋。在华商总会张会长的支持下，张宗昌也在自己的旧友、部属及当地华侨子弟中招募了近400人的队伍准备随同南下，而华商总会还特意赠送了一部分枪支以壮行色。据其部下李藻麟说，张宗昌的这支“华侨子弟兵”阵容齐整，每人自备战马一匹，大枪一条，小枪一支，均为俄式武器，装备比上海光复军还要超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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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简单的整训后，李征五带着刘弹子及张宗昌的队伍乘俄国邮船南下，一路上“革命准将士们”可谓是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刘弹子的队伍，原本就土匪做惯了，船上又闲着无事，这些人在一起酗酒猜拳耍酒风倒也罢了，有时候还匪性大发，买烟买茶不给钱，还动不动称“老子是革命军”，如何如何，而“准团长”刘弹子也不管。邮船员工对这些人大为不满，说：“靠这样的革命军去革命，中国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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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的人马比刘弹子一帮人就强多了，他们大多是良民出身，而且张本人也颇具威望。有一次，张宗昌对手下人训话：“我们初到江南，人情风俗一概生疏，又系去参加革命活动，成败并无一定，但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俄国邮船把我们送了来，绝不能再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应认清方向，始终团结在一起，更要有破釜沉舟的坚决和勇敢，方可以打出一条出路来。我们是代表着海参崴所有华侨的爱国立场的，他们天天在盼望我们早日打出名堂，我们决不能做缩头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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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的一席话既悲壮又实在，众人听后深受感动，而旁边围观的船员也都翘起大拇指：“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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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刘两支队伍的不同表现，李征五也是看在眼里，心里有数。更重要的是，张宗昌多年行走江湖，早已是摸爬滚打出一套察言观色的伶俐功夫，加上又能说会道，李征五与他言谈甚欢，关系也就比刘弹子密切了许多。更绝的是，张宗昌深知帮会规矩，他在南下途中就拜在了李征五的门下，按了手印，入了青帮，按“大通悟学”排下来为“通”字辈（李征五是“大”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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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沪后，张、刘的人马受到革命军的热烈欢迎并大造舆论说是“东北革命军”开抵上海，一时间风光无限，为各界所注目。但奇怪的是，在队伍驻扎闸北并换装后，发下来的任命书却是张宗昌任骑兵团长，而人马更多的刘弹子屈居营长一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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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陈其美听了李征五的意见并见过张宗昌后，觉得张的气质、潜质各方面条件都在刘弹子之上，而且陈其美也是青帮大佬，无亲无故的原“团长”刘弹子只好靠边站了。受此侮弄后，刘弹子十分恼火，他派专人送了一封信给张西曼，其中严厉谴责革命党背信弃义，将他敷骗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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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了，送信人还威胁说：“咱们老总受此屈辱，万不甘心。张先生，请你想想，张宗昌那小子是何等样人！莫说老总，连众弟兄也忿忿不平，现正准备分组北上，重返老家。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给咱老粗们下的毒饵！张先生，再见，请等着来日算总账吧！”张西曼听后大惊，赶忙复信问明情况，但事过境迁，木已成舟，他远在海参崴，能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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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位刘弹子老兄也不知道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回到了关外老巢，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据张西曼的说法，刘兄“如失水蛟龙，困于沙滩，郁郁以终”），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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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三、我本善良：七品报人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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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章太炎与一群朋友们再酒足饭饱后纵论天下，议及时人时，章以《红楼梦》中人物作喻：慈禧太后，贾母也；光绪皇帝，贾宝玉也；康有为，林黛玉是也，张之洞，乃王熙凤也……至于书中的“刘姥姥”，则封给了在座的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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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国内有一份报纸风靡一时，影响极大，这就是汪康年曾参与创办并担任总理（经理）的《时务报》。章太炎也曾在《时务报》中任职，以他对汪康年的了解，这个比喻不算离谱。在朋友眼中，汪康年外貌憨厚而世事洞明，性情平和犹见辱不怒，为人中庸却仗义扶危，这位以办报为终身之业的改良主义者，他的中间路线虽被革命派与保皇派所攻讦，但仍不失为一谦谦良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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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860年出生于某盐商家庭。明清时期，盐商是个好职业，经营者富甲一方，汪家也不例外。积累了多年的财富后，汪家祖上也有意附庸风雅并鼓励子弟读书应试。为此，家中建有“振绮堂”藏书楼并名扬江南。乾隆年间，汪家在《古今图书集成》修撰时即上贡善本书百余本，并受到朝廷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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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后的职业选择与其祖上藏书有莫大关系，可惜他生不逢时。至其祖父辈时，汪家已然没落，太平军横扫江南更是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1860年初，其父汪曾本在太平军合围杭州之前将身怀六甲的妻子、老母与一子二女护送出城，汪康年于当年1月25日（正月初三）诞生于外祖父家。两个月后，未逃出杭州的汪家人及亲戚大多在这场战乱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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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父亲汪曾本曾被视为家族复兴的希望，因他在20岁时即中举。由于家族财产在兵荒马乱下早已荡然无存，两次会试不中后，汪曾本不得不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为生计而奔波。因功名路上未得圆满，他在之后20年所获得的都是微职（8品官）或不稳定的差使，尽管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未能翻身。1882年，汪曾本黯然去世，给刚刚成年的汪康年留下5000两银子的债务及多病的老母，另外还有尚未婚娶的两弟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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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本去世前给汪康年留下遗言，“不可废书不读”，他用自己一生的教训告诉儿子，既选择了读书这条路，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难有出头之日。汪康年未必比其父更有才华，他在19岁时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一关上却四售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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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人各有命，科考亦如是。汪康年十年内四试不中，比他大两岁的康有为也同样困于场屋二十载，六试不中。而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汪康年的同门师弟梁启超（同修举业于石德芬）却是年少成名，16岁中举人；汪康年的座师瞿鸿禨21岁中进士，瞿鸿禨的座师王文韶22岁中进士，张之洞26岁中探花，这些都是科考路上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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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就没那么走运了，瞿鸿禨任浙江学政时，他虽然于岁试与科试均考得第一并由此获得朝考的机会（按清制，生员经学政的岁试、科试成为优贡后可参加朝考，如通过可以派为知县或县教谕），但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过名列朝考第三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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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之神还是降临了汪家，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浙江乡试中，30岁的汪康年与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同榜中举，这也是汪曾本在37年前获得举人之后，汪家子弟再次获得举人功名，而且一下就是3个。当年同榜中式的，还有蔡元培、张元济等人，这都是后来的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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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举后，汪康年拿着伯父汪守正（御医，为慈禧所信任）及老师李文田的荐书于次年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或因性格方面的缺陷，汪康年并没有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而只是让他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并充任家庭教师。据其堂兄汪大燮所言，汪康年的性格直率少心机，书生气太足而不知权变，张之洞也说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因此他在湖北政治圈只能算外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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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汪康年赴京会试，初试时很顺利地考中贡士，但不走运的是，因病未参加殿试。两年后（1894年），汪康年入京补殿试，以三甲第五十九名的成绩中得进士，功名路上功德圆满。不巧的是，汪康年在朝考前再次患病而未能应考，按例不能授予官职。直至1904年，汪康年补应朝考，这才被授内阁中书，不过此时的他对做官已毫无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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