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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辫子的“剪与不剪”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1909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奏折中直接提出了剪辨易服的主张，而几乎同时，回国述职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也上奏请求剪除辫子。鉴于“国辨”的象征意义，清廷对于汤寿潜与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回应。但事实上，“剪辨”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中已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官长怪罪下来，他们就以荫昌事例作为辩护。至于那些从日本及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辨，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上一条假辫子遮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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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他所亲历的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而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清廷对此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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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皇叔载涛也公开表示认同剪辫，一时引发了京城的讨论热潮。1910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议员罗杰和周震霖明确提出“剪辫易服”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辨，民众可自由选择；清廷应对国内外服饰进行考察，如果将来易服，只限于官员，且新服饰的衣料均采用国内产品；请摄政王和皇帝率先垂范，模仿赵武灵王和明治天皇，接受外国礼仪惯例。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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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作出回应，但他采用的是模糊政策，声称“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宣示中外矣，著仍遵照前旨办理，此奏即毋庸议”。载沣对资政院的请求模棱两可，他既不公开反对，又不明确允许，结果引发了一场混乱，剪与不剪，大家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30个理发师为近千人剪除了辫子，结果引发了上海的剪辫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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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发浪潮的蜂起使得学部不得不发布命令，要求各校停止剪辨行动，这才使得这场混乱稍稍平息，但在各大城市中，脑后无辫的年轻人自由出入于公共场合已被人视以为常，见多不怪了。1911年7月8日《时报》载有《上海之今昔观》一文，其中即称“前三年华人之剪发者尚寥若晨星，今则剧场茗寮之中触目皆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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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剪辫子既是一种时尚，同时又意味着风险。福建上杭革命时，革命党人傅柏翠等人加入同盟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决裂，但他们回乡时，“庙会上看戏的群众见我们头上没有辫子，很感奇怪，纷纷把视线从戏台转移到我们身上来”。除诧异之外，一些人见了没辫子的革命党，感觉也有些许“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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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在浙江湖州中学就读的矛盾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秃头的学生反而戴起了假辫子，原因是担心被人认为是“革命党”而遭到不测。事实上，因剪辨而被杀的不仅有，而且为数不少，这就是张勋在南京所制造的惨剧。在南京第九镇起事失败后，张勋在城内大施拘捕，凡无发辫者即为革命党，就地屠杀，据说被杀者近千人，其中以年轻学生居多。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南京任教，他也曾帮助学生缝假辫子出城。直到1911年12月7日，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因剪辫而被迫害的事件才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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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怪的是，溥仪的洋帝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辛亥革命时，一些满人完全忘记了是自己的祖先当年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他们反以为是自己的祖先模仿了汉人，因而在革命爆发时，他们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以示对汉人“造反者”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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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辨是个过程也是一种个人自由，非一夜之间所能完成。事实上，强制的剪辨行为在各地引发了不少暴力事件。革命起家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为做表率，他委托同乡好友康佩衍等人回家乡革命，其中以放脚、剪辨为主。康佩衍从自家开始革命，妻子不肯放足，他就威胁说，不放足我就枪毙了你；要给父亲剪辨，其父大骂，我叫你去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因行事过于操切，康佩衍等人引起了家乡父老们的公愤，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被千余人包围并叫嚣要杀老康，双方发生冲突并导致3人死亡。事后，还是靠阎锡山派兵将带头的几个豪绅抓走，事态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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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件在民元还有很多，譬如山东昌邑县未经地方士绅同意而强行剪辩，结果引发暴力政变；广西独立的第二天，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巡防营听说要剪辫，结果发生兵变，乱兵趁机抢掠；陕西安康也因剪辩而闹出血案，并再度激起风潮。1912年2月19日《申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推拉打斗下，挑水夫被殴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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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颁布“剪发令”，北京城一时传唱：“袁世凯，瞎胡闹，一街和尚没有庙。”所谓“和尚”，说的就是那些剃光头的新剪辨者。老舍在小说《我这一辈子》中说，某巡警给行人强行剪辫后，晚上走到背静胡同里却挨了突如其来的一砖头，被打瞎了眼睛而无处申冤，这似乎也说明一些民众对剪辨并不欢迎。就连最开化的城市上海，光复两月有余而辫子仍未除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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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在回忆录中说，“民元春天，官厅社会，到处提倡剪发辫，即是官厅提倡，社会强迫执行。中国人向极自由，当蓄辫者走到街上，往往被人强剪发辫，侵犯自由，亦无如之何，政府事先毫无计划，事后亦不研讨，一任社会上骚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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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官员们也搞出些花样，譬如在庙会、集市上搭棚设点，里面预备菜饭粥茶，见未剪发的便扭进棚内，强行剪辫。剪完后，便有官员长揖恭维道：“您剪发辫啦，大吉大利！请您棚里用饭吧！”因事起突然，有些人愤然而去，有的则一边捧着碗吃饭，一边哭辫子。有人走时还要将辫子捡回去，说是留着死后入殓时好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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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之际，有些人宁可不出门，也拒不剪辫，如成都在城门设点剪发（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一些人听说后吓得不敢进城，就像《阿Q正传》中说的，“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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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启孮在《谈北京的满族》中说，民国改元后，年轻人辫子剪得快是因打架方便，最开始剃光头，全是秃子；中年人剪得慢，老年人则很晚才剪，因怕冷。即使剪，后脑勺一般也留一围头发，以御早寒。坚决不剪辨的，倒是营房里的山东人。更黑色幽默的是，北伐时山东民谣反张宗昌的暴政，剪辫子即为其中之一，实则张宗昌主政山东时，距民元已有十余年，山东民间仍视剪辫为苛政，似有余愤焉。蒋经国1940年在赣州搞干部训练班时，也曾看到一个船夫仍旧留着辫子，当时他派了两个学员去劝他将辫子剪去，但船夫却说，今天日子不好，到明天再来剪，并答应剪了后去专员公署给蒋经国看。但此事似乎又没有了下文，至少蒋经国在其《训练日记》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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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在《西潮》中说，辛亥以前，大多数美国华人都留辫子，很多女人也缠足，但辛亥年后，美国的华人社会与国内情况差不多，辫子消失，缠足也逐渐消失。但有一点，清朝覆亡后，旗袍反而流行起来（应为改良版旗袍），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蒋梦麟是1917年回国的，有个长辈刘老丈跟他聊起民元见闻，说城里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去了，年轻人再穿西装，像是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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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发是汉人的传统，薙发梳辫只是发型问题，从原始意义上说，剪辨未必是反抗清廷（前额蓄发才是），而是对儒家传统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一种自然反应，毕竟蓄辫发不便活动，头发长了又容易污秽散乱，确实有碍卫生。而且，时代不同了，审美观也大相径庭。如今若有人在脑后梳个小辫，耳朵上再扎个眼，套个铜环，街上围观群众一定会指指点点的说，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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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剪辨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革命”，革命党人觉得剪掉辫子就是革命，正如六十年代后西方的年轻人认为蓄起胡子便是革命，实则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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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六、天足：小脚里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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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辫子还仅仅是视角上丑陋的话，那小脚就不仅仅是丑恶而是罪恶了。中国历史上至为荒唐、最为残忍之事莫过于缠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残酷的肉刑竟然戕害了中国妇女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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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女孩大多在五六岁时开始缠足，而所谓“缠足”，实则是用长布条将拇趾以外的四个脚指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以人为的形成“笋”形的“三寸金莲”，其过程之惨痛，虽有千般笔墨亦不能形容。为孩子能够顺利出嫁，祖母或母亲不得不硬下心肠，任凭孩子哀哀痛哭也毫不怜惜，还自认为是尽到自己的责任！此等陋习，诚可谓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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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后的女孩要经过一年时间才能正常下地走路，而事实上，大多数人已成为准残疾。因脚掌变形的缘故，缠足的女孩行走十分不便，长大后肌骨弯成弓状，腿部也不能正常发育，这对于还要从事劳动的普通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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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传教士立德夫人曾这样描绘缠足的中国女孩：“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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