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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宣传放足，“天足会”及热心人士编印很多通俗读物进行广泛宣传，如四川总督岑春煊即撰有一篇白话版的《戒缠足文蒙》广为散发：“因女子缠足，一国男子的身体都会慢慢软弱起来，国家也就会慢慢积弱起来……方缠足时业已受过许多痛苦，你们晓得的。哪个女孩把足缠好，不弄得面黄皮瘦？既缠之后，因行步艰难，所以中国女人害痨病的最多。就不害病，身子强壮的也少，所以养的儿子，从胎里已先受单弱之气，生下地自然个个单弱。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传一层单弱一层……如今要想把中国强起，必先把百姓强起来，要想把将来的百姓强起来，必先把养将来百姓的母亲，现在的女儿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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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以朝廷的名义颁布《劝行放足歌》，其中歌词也是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臵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在各省督抚的督促下，放足运动开始升温。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撰文劝诫缠足，并令自家子女及亲属不得缠足或放足；两江总督端方亲订《不缠足章程》，札饬各地遵行。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皆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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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清廷上层人士的倡导，但短期内戒除缠足陋习显然不现实。早在维新运动之前，康有为曾在家乡成立“不缠足会”并首先给自己女儿放足，但这一举措却让老康的父老乡亲们大为愤怒，以至于康本人在家乡不能立足。革命党人吴玉章也回忆说，清末时节，尽管他们家兄弟三人都反对缠足，但大嫂仍旧把女儿的脚缠上了，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让自己女儿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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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鼎革时期，尽管“天足运动”早于“剪辨运动”，但就成效而言，前者显然不如后果（当然，前者的难度也确实更大）。辛亥革命后，尽管各级政府一再下令严禁缠足，但由于各种原因，民国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未能彻底根绝这一陋习。譬如民国成立七、八年后，胡适到内地去旅行，仍看到不少的小脚女子，“走路不像人，脸上没有人色”，胡适忍不住沉痛而严厉的抨击道：“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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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胡适妻子即为小脚太太（胡之婚姻为其母包办，但胡博士总算为人厚道，对小脚太太终身不离不弃），这种批评，想必也是有感而发。民国后，舆论将“小脚女人”视为辱国标志，据《葑菲闲谈》中说，上世纪30年代，西安严禁缠足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烟台也限制缠足女子在街市上行走，开封的警察见了缠足妇女，竟然要当街剥卸裹脚布。这还不算，最严苛的是漳州，小脚女人上街，居然要冒被辫子抽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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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30年，冯玉祥主政西北时，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编了些放足的鼓词或快板，之后找人组成宣传队下到各县去宣讲，邓厅长本人的名片上也都印着放足字句，每到外县会议或演讲时，即以放足为主题，有时甚至讲得痛哭流涕。每隔一段时间，民政厅即派出人去各县检查，乡下小脚女人听说后吓得到处乱钻，一时鸡飞狗跳，俨然大祸临头，而检查人员查到仍有人缠足后，即当场将裹脚布没收，以至于民政厅几成“裹脚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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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3年12月18日《新新新闻》报道，某好奇的外国人在张家口乡间拍摄女人的小脚，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驻军，士兵们认为此事严重侮辱了“国格”，经层层上报后，连蒋介石都为之惊动。事后，国民政府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拍摄小脚女人，否则一体查办。由此可见，在一些偏僻地区，缠足现象远未根绝甚至有复苏的趋势，而据当年《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女孩中，缠足者竟达32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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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蒋经国前往西北宣慰考察，据他所说，西北给他四个印象：一是到处是大轮子的马车；二是居民大部分居住在窑洞里；三是遍地都是麦子；第四个印象，妇女十个有九个是小脚。最让人于心不忍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终年不能正常走路，却依旧要到田里去拔草做工，来去都要靠丈夫背着去。西北妇女的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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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高华在《革命年代》中也曾提及，抗战时期延安地区仍存有缠足陋习，有鉴于此，边区联席会议于1937年7月19日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之后，妇女部、青年部等部门组织放足委员会、放足突击队等进行督促。但到1939年1月，边区主席林伯渠仍报告称边区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当年8月，边区政府再次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违反者判处一年以下或半年的有期徒刑。1942年，边区政府再一次发布废缠足令。因此，要说真正、彻底的废除缠足陋习，恐怕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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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七、阿Q的辛亥年：那个圈没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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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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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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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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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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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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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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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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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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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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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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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金的回忆，在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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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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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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