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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3年12月18日《新新新闻》报道，某好奇的外国人在张家口乡间拍摄女人的小脚，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驻军，士兵们认为此事严重侮辱了“国格”，经层层上报后，连蒋介石都为之惊动。事后，国民政府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拍摄小脚女人，否则一体查办。由此可见，在一些偏僻地区，缠足现象远未根绝甚至有复苏的趋势，而据当年《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女孩中，缠足者竟达32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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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蒋经国前往西北宣慰考察，据他所说，西北给他四个印象：一是到处是大轮子的马车；二是居民大部分居住在窑洞里；三是遍地都是麦子；第四个印象，妇女十个有九个是小脚。最让人于心不忍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终年不能正常走路，却依旧要到田里去拔草做工，来去都要靠丈夫背着去。西北妇女的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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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高华在《革命年代》中也曾提及，抗战时期延安地区仍存有缠足陋习，有鉴于此，边区联席会议于1937年7月19日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之后，妇女部、青年部等部门组织放足委员会、放足突击队等进行督促。但到1939年1月，边区主席林伯渠仍报告称边区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当年8月，边区政府再次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违反者判处一年以下或半年的有期徒刑。1942年，边区政府再一次发布废缠足令。因此，要说真正、彻底的废除缠足陋习，恐怕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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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七、阿Q的辛亥年：那个圈没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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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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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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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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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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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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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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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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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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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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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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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金的回忆，在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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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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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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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革命党人白瑜的口述回忆，安徽怀宁县在武昌起义后一片混乱，有一个叫王瞎子的巡防统领胡作非为，大白天抢劫民财，掠官宦家女子为妾。革命党人易白沙上告到安徽都督处，并建议某次都督召王瞎子议事时动手。可到了约定时间，都督处卫兵知道王瞎子是悍匪出身，不敢对他下手。易白沙忍无可忍，便带领他的青年军前去突袭，他先是打折了王瞎子的右臂，王瞎子站起来，用他的左手拿着小铳，上前击打易白沙，易闪到一旁，众人一拥而上将王打死，怀宁县这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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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故事，辛亥年里还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无论多精彩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发展为抢掠、争权、夺权的大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畏畏缩缩，也不管是主动迎合或是半推半就，这些光荣或神圣或贪婪或根本就荒诞可笑的历史假说与真相，林林总总拼贴在一起，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们才能窥出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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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过后，一地鸡毛。当假洋鬼子扬起“死踢客”（stick，俗称“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时，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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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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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失望，不仅仅是因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党”们没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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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纪实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与主人公在绍兴光复之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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