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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3年12月18日《新新新闻》报道,某好奇的外国人在张家口乡间拍摄女人的小脚,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驻军,士兵们认为此事严重侮辱了“国格”,经层层上报后,连蒋介石都为之惊动。事后,国民政府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拍摄小脚女人,否则一体查办。由此可见,在一些偏僻地区,缠足现象远未根绝甚至有复苏的趋势,而据当年《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女孩中,缠足者竟达32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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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蒋经国前往西北宣慰考察,据他所说,西北给他四个印象:一是到处是大轮子的马车;二是居民大部分居住在窑洞里;三是遍地都是麦子;第四个印象,妇女十个有九个是小脚。最让人于心不忍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终年不能正常走路,却依旧要到田里去拔草做工,来去都要靠丈夫背着去。西北妇女的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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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高华在《革命年代》中也曾提及,抗战时期延安地区仍存有缠足陋习,有鉴于此,边区联席会议于1937年7月19日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之后,妇女部、青年部等部门组织放足委员会、放足突击队等进行督促。但到1939年1月,边区主席林伯渠仍报告称边区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当年8月,边区政府再次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违反者判处一年以下或半年的有期徒刑。1942年,边区政府再一次发布废缠足令。因此,要说真正、彻底的废除缠足陋习,恐怕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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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七、阿Q的辛亥年:那个圈没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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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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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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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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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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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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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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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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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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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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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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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金的回忆,在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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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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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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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革命党人白瑜的口述回忆,安徽怀宁县在武昌起义后一片混乱,有一个叫王瞎子的巡防统领胡作非为,大白天抢劫民财,掠官宦家女子为妾。革命党人易白沙上告到安徽都督处,并建议某次都督召王瞎子议事时动手。可到了约定时间,都督处卫兵知道王瞎子是悍匪出身,不敢对他下手。易白沙忍无可忍,便带领他的青年军前去突袭,他先是打折了王瞎子的右臂,王瞎子站起来,用他的左手拿着小铳,上前击打易白沙,易闪到一旁,众人一拥而上将王打死,怀宁县这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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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故事,辛亥年里还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无论多精彩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发展为抢掠、争权、夺权的大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畏畏缩缩,也不管是主动迎合或是半推半就,这些光荣或神圣或贪婪或根本就荒诞可笑的历史假说与真相,林林总总拼贴在一起,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们才能窥出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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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过后,一地鸡毛。当假洋鬼子扬起“死踢客”(stick,俗称“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时,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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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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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失望,不仅仅是因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党”们没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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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纪实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与主人公在绍兴光复之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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