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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认为袁世凯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试问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共和制的又有几人？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推翻帝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免为拔苗助长的操切之举，而在1912年即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共和政治更像是在毫无基础的沙滩上建空中楼阁，当时倡导的人也没有全盘规划，在帝制垮台后，他们其实也是一片茫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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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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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伊始，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朱尔典的信中说：“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也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不无刻薄的说，“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也多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而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在他看来，“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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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一次演习结束后，冯玉祥去拜会朋友，遇上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跟他说话，头一句就是：“你置了多少地了？”冯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冯说：“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老先生说：“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冯玉祥觉得再也没法说下去了，但他后思考后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先生的话实则是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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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还是那般的愚昧，“只有满人已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在“形式共和”与“形式民主”未能焕发出生命力时，回归传统专制也就成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广大的底层人民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切身体会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并无实质上的不同，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政权的组织结构上并无翻天覆地的改变，把持着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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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称帝败亡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可笑而可悲的是，阿Q之前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而且还是个从犯），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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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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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正如革命党人蔡济民那首传诵一时的七言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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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震先生说，“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此语可谓道破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真谛。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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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可怜的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结果反成了革命的牺牲品，更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杀头前依然是游街示众，依然是看客如云，即便在阿Q被砍头后，谁又能保证没有人拿着馒头去蘸阿Q颈上喷涌的鲜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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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潮来潮往，阿Q被砍了头，范爱农投了水，鲁迅自此远离了家乡，哗啦啦一场大戏帷幕已降落，历史的舞台上依旧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鲁迅以极具内力的笔触和极其沉郁的感情甚至鲜血写就的这部不朽名作，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更像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只是，阿Q画的那个不圆的圆圈，绕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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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含百种凄凉意，吹向人间做笑啼。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们不禁要感叹：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生存方式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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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八、辛亥探源：清廷覆亡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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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不会为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有时能够改变历史，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时候，这种改变未必就是当事者原有的初衷。正如前清遗老缪荃孙曾说的，清廷“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沿着这条直白的清朝覆亡路线路，清末十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史进程或许能相对清晰的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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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能算是中国近代屈辱的开始，因古老的帝国虽然被扎了一下，但整个社会的触动并不大，一切旧有的生活仍在先前的轨道中运行。至于太平军及英法联军，对清王朝来说也只是一场阵痛，之后的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旧是一种“小变”式的应景之作，因它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被称为“同光中兴”的这三十年，在当时的士绅们看来仍旧是值得满足而骄傲的，只是这种浑然不觉的骄傲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被彻底地打成了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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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的关节点，甲午战争的战败不仅震撼了清王朝，由此带来的愤怒与屈辱更是让整个士绅阶层及普天下的读书人陷入了一种不可抑制的痛楚与激动。不错，长期被视为“蕞尔小国”的东邻日本，竟然把一向自命为“老师”的天朝上国打得落花流水、割地赔款，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怎能不群情激奋，和约签订前的“公车上书”正是这种激动情绪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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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后，激进的求变情绪弥漫全国，各种救国方案纷至沓来，由此演变而成的是戊戌年的变法运动。变法的结果人所皆知，自然无庸赘言，但需要指出的是，维新派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守旧派势力的颟顸与反扑，相反，康梁等人的毛糙激进与不切实际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其间的“围园杀后”密谋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之后的已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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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变，由庚子国变到清末新政，历史的吊诡往往在于，培养出诸多民国大师的庚款留学生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义和团大师兄的滚滚头颅，而1900年这场极其落后的排外运动却在无意中触发了新政的开始。世事难料真荒唐，3年前，“戊戌六君子”尚且喋血街头，而3年后，慈禧太后不但接过了变法派的旗帜，其步子甚至比康梁等人迈得更大、走得更远。吊诡归吊诡，但历史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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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或许可以用一种“冲击-反应”型的理论来解释，清末新政也可说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后的第三次波浪，但这次的变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两次。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说，清末新政后，“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并不夸张的说，清末新政可算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的第一步，近百年来如教育、法律、政制等方面的制度变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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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十九世纪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大体上说，政权只及于县，县以下依靠士绅自治，其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则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进而导致清廷合法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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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的转型过程，实则暗含了“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的轨迹。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创办警政、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政制度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惊佩的同时也不乏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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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成为一个致命的死结。毋庸讳言，新政的铺开均以财赋为支撑，无钱则不能办事，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新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恐怕也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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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按计划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每年维持费至少在5000万两。在1911年清廷的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经资政院的大力削减，其7800万两的预算额也已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再以司法改革为例，中国传统社会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要推行司法独立、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至少3000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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