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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1905年的废科举无疑是一件大事。古老的科举制度走到二十世纪初，其考学内容上固然陈旧腐朽，对推进社会的进步也一无用处，但需要指出的是，科举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选官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废科举实则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不但令清廷丧失了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且连机制本身也一并丧失。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将朝廷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通过科举，朝廷授予读书人功名、地位及其官职，读书人则通过这一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命运，纽带一旦断裂，朝廷便失去依托，成为无本之源，正所谓“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就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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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大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在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的同时，也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废武功的自残之举。在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更严重的是，无格可依的“后科举时代”为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而清廷却没有意识到失去“公正的授官权”的严重性，这或许是士人们在辛亥年对清廷的覆亡报之以冷漠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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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其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时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亲贵擅权、裙带关系、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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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军中的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约1500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100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可以理解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遇到挫折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其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成为引发革命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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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 年的“皇族内阁”事件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自然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从心理学上说，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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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合理的结果，清朝所固有的种族问题正好成为年轻人愤怒的发泄口。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在“反满”的旗帜下，革命党更是轻易的取得了江湖会党和秘密社会的支持，而后者的危险性却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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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新军，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此而自掘坟墓。科举废除后，年轻人另谋出路，其大体情况又不外如此：家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投考新学堂，无钱无势的则投军入伍，而当时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譬如山西都督阎锡山、江西都督李烈钧、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等，这些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受到革命党的影响或加入了革命团体，而革命党对军队下层的渗入，更是令新军变得更加的危险而不稳定。历史的讽刺就在于，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重金打造的新兴力量却在之后的革命中倒戈相向，成为埋葬清王朝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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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推行地方自治后，士绅阶层也开始由稳健走向激进。就事论事，新政后的清廷已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而清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不是因走得太慢，反而是因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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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年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尽管领导者为文质彬彬、讲求“有风度对抗”的立宪派士绅，但其中也不乏白刃割股、断指血书的激烈之举，类似的举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而走向非理性的漩涡。温婉的士绅运动尚且如此操切，更不要说急躁而任性的革命党人气质，由此，清末社会偏出理性的轨道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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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舆论也是如此，各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报刊杂志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事物显然未尽了解。在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的现实下，激进甚至煽动性的思潮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一些保守而不乏中肯的观点则被新派的媒体编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由此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边缘化，就算是官方的观点，在当时也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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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进程中有一对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清廷试图通过各项新政举措来挽救国运，但下层民众却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极力反对新政。原因其实很简单，只要民众意识到改革的成本主要由自己来承担，如朝廷财税收入的过快增长、滥印铜元带来的通货膨胀伤害、与民争利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等，都会令新政本身成为民怨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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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都很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整个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本就有限的改革成果化为泡影，改革不成反激生了新的反对力量。清末十年中，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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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改良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清末新政与立宪是一场迟到的变革，而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也就越复杂。由此，在这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最终倒在了后者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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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九、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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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这一天，摄政王载沣已退归藩邸，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则称病不入朝，他委派了外交大臣胡惟德作为自己的代表，令其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度支大臣绍英、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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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臣，也可以说是清王朝的最后一班大臣，这天仍像以往一样，头戴翎顶，衣冠楚楚，冠带一新，他们一大早就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当时的空气颇为沉闷，气温又是如此之低，各人捧着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一个个都不说话，低着头各想各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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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氤氲的茶气，还是可以看出各人在表情上的不同：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个人平静中略带喜色，似乎急不可待；绍英、熙彦、达寿三人面有愤色，却又无可奈何；王士珍、谭学衡两人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仿佛在为得而复失的高级职位而惋惜；而司法大臣沈家本表情冷漠，似乎这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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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太后已到，请各位大臣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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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他们习惯性的整了整冠帽朝服，随后由胡惟德领着，一起向养心殿走去。等到了大殿后，大臣们发现宝座上空无一人，唯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早早的在殿中等候。那些带刀的侍卫倒像往常一样，依旧是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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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后，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太后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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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臣齐齐转身，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慢慢的走向了宝座。因这是最后一次朝见，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隆裕太后也不用垂帘，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只是由胡惟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就算是给太后和皇上行大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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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的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我就按照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实行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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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又要掉下泪来。底下的那些大臣们见了，也是心有戚戚，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群人只是局促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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