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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曾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兵谏”当晚，清廷即委派吴禄贞亲赴滦州，“劝导”张、蓝二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朝廷这边，摄政王载沣在以溥仪名义下“罪己诏”的同时，又以人类立宪史上最快的速度颁布了《十九信条》（宪法草案）并赦免了戊戌以来的一切国事犯，以此作为对“滦州兵谏”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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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派吴禄贞去安抚滦州新军，颇有些吊诡。据说，吴禄贞在武昌起义之前即打算利用“永平秋操”的机会，与“诸革命同志秘密决议，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叫停了这次军事演习，此议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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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廷密探的报告，吴禄贞到滦州后曾在军中演说革命大义，士兵一片欢腾，但在随后的电报中，吴禄贞又向清廷报告称“诸军悉安堵，以驰其备”。在其背后，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制定了一个联合北方新军直捣北京的计划，其中以滦州张绍曾部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部为第二军，新民屯卢永祥部为第三军，三军会师丰台，逼迫清廷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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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学者景占魁在《阎锡山传》中称，在吴禄贞离开滦州前往石家庄时，军谘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将吴、张等人的计划密告清廷（一说是二十镇协统潘矩楹告的密），清廷闻讯后急调滦东各路大军集中京外，随后又将滦州的火车车皮全部调回，以阻联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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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的《十九信条》满足了“滦州兵谏”的大部分要求，滦州新军陷入“出师无名”的境地，而“兵谏”的主使人张绍曾游移不定，最终在压力下弃职而走。最不可解的是，在吴禄贞已被怀疑为革命党的情况下，他随后仍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原巡抚陆钟琦在革命中被杀），并奉命前往绥靖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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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从滦州出发之前，清廷已派出第六镇第十二协（旅）和京旗一标（由旗兵组成的一个团）前往石家庄，以防民军进攻北京。在吴抵达石家庄后，山西民军已进驻娘子关，此地离石家庄70里，中间有正太铁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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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吴禄贞下令拦下一趟途径石家庄的军列，车上的粮饷弹药均被扣留，此举令清廷大为震惊，坐镇武昌前线督师的袁世凯也为此感到坐立难安。原来，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授予前线军队的一切指挥大权，而在“滦州兵谏”后，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两天前（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袁世凯本想就此入京赴任，但军列被截的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立刻顿足不前，在他看来，吴禄贞既然敢截取南下军列，那他北上路过石家庄时，未必不会成为吴禄贞的瓮中之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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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两天后（11月6日），吴禄贞率参谋官张世膺及革命党人何遂、孔庚等人与阎锡山等人会晤于娘子关。据阎的回忆，吴禄贞对山西革命大为称颂，并称“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止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会后，吴禄贞被推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然后两军“宣布反正，南断黄河桥，以杜清军第一军后路，东与第二十镇联合，两军直捣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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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的计划仍是“永平秋操”时密谋的翻版，只不过又加入了山西民军的有生力量。于此非常之时，在此非常要地，如果“燕晋联军”计划得以实现的话，清廷的垮台势必在指日之间，由此也不会有后的南北议和及袁世凯逼革篡清之事，但在此局势微妙之时，吴禄贞却被离奇的刺杀于石家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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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刺杀吴禄贞的主使人是谁呢？是清廷，是袁世凯，还是另有其人？历史学者李惠民曾总结了“吴禄贞被刺”的五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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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有监视之责的第一镇旗兵发现吴禄贞联合山西民军准备进攻京城后起兵杀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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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廷得知吴禄贞的的起义计划后，派人前往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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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禄贞的行动构成了对袁世凯的重大威胁，后者指使心腹前往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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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世凯与清廷共同策划并派人到石家庄将吴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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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禄贞被人报私恨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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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主使说”通常把路径指向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系周指使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实施了具体的刺杀行动。周符麟原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吴禄贞在上任第六镇统制后将其撤职，两人结下怨仇。从动机上看，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似在情理之中，而吴禄贞死后，周符麟立刻官复原职（重任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更令人怀疑其中必有幕后交易。不过，从事变的时间地点来看，周符麟似乎并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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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够证明的是，周符麟并不像某些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亲自指挥了刺杀行动，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在石家庄。据时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并随清军南下的恽宝惠说，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而陆军部档案中收录的周符麟所发电报也可以证明他本人当时并不在石家庄。事变后，阎锡山也认为，“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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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当时的通讯条件（电报均有据可查）和事变的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与阎锡山“燕晋联军”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毕竟，动机和事实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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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档案收录了周符麟于11月9日所发的另一封电报，电文是：“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这份电报可以证明，周符麟是在吴禄贞被刺后的第三天才达到石家庄。作为一个合理的推测，如果周符麟当时真在石家庄，那在吴禄贞被刺死后，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第十二协退往栾城，而正是在这两天里，山西民军三度出入石家庄，并将吴禄贞所截军火轻松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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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原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报私仇说”，其中是否有隐讳不得而知，而事后革命党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直指吴禄贞被刺系良弼之阴谋。据说，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即对吴禄贞有所怀疑，并派人侦察其左右，而在吴禄贞被刺后的当天清晨，良弼即至军谘府询问石家庄有电来否；电报来后，良弼入室亲自翻译，不假以示人，此举颇为诡异。可惜的是，良弼在1912年清帝退位前即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其中吊诡，多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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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杀手马步周，说来也颇为出人意料。马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隶于吴的部下，吴禄贞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提擢，当时以骑兵营管带兼领卫队。吴禄贞怎么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是他。马为人风流倜傥，但极好赌，经常负债累累，正因如此，他才可能被人收买。据说，马步周事后立刻为其相好的某妓赎身，其赎金何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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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周干这一票到底拿到了多少钱，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二万，也有说三万，还有说五万的。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记载，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祺瑞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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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变亲历者何遂后的回忆，事发时他正在酣睡，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窗外有人高喊：“兵变，兵变！”惊诧之余，他冲出门外，这才发现时值午夜，但站台上却一个卫兵都没有。等到他冲进站长室，吴禄贞早已身首异处，而当他跑到附近的守军处求援时，竟然遭到对方的枪击。大事不妙下，他急忙奔向效外的晋军宿地，但等到那里一看，完了！晋军的营帐虽在，但早已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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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禄贞与阎锡山等人达成联合之后，晋军（即山西民军）一小部（约二百余人）即随吴前往石家庄，以便吴禄贞作为“招抚”的成绩上报清廷。但京旗一标及第六镇军官对山西民军十分对立，因而晋军在车站西面七里处扎营。在当晚的事变中，由于事起仓促，形势不明，晋军闻变即连夜退回娘子关，京旗一标也在当晚退走正定，以防对方攻击。至于第六镇官兵，当时也是逃亡过半，秩序大乱。次日，晋军出人意料的再次出关，并将吴禄贞截下的军火、粮食及吴的尸身运回娘子关，而原先预备犒赏三军的数千斤馒头及上千斤猪肉均被乱兵乡民抢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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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吴禄贞的被杀是马步周率小队突袭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镇内的中上级军官也大多是“小站练兵”的出身，标准的北洋系。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镇内军官大多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吴禄贞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其来路不正，据说该职位系花2万两银子买来；二是在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后，为排挤北洋系军官而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实际上是亲贵派向北洋军“掺沙子”的产物。由此，吴禄贞遭到第六镇军官的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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