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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在裕禄的指挥下，各军先出动炮队在紫竹林三面高地布炮，居高临下，一齐怒轰，而租界里本来炮就少，加上清军使用的是进口的无烟火炮，对方找不到炮位，租界联军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天之后，租界联军的伤亡就已经达110多人，他们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给那些厉害的无烟火炮起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外号——慈禧太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少挨点“慈禧太后”的炸，赶紧撤向大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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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想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裕禄同志一直在打炮，昼夜不停，特别是用炮火把租界各个出口封锁得严严实实，几次强冲无果，联军只好又退回租界，这次他们不冲了，改为挖洞——把防炮火的地下室挖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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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形势确实大大有利于清军，但聂士成很快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裕禄大人享受着打炮，他一直在打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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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直”，就是裕禄只使用炮兵，而没有让步兵和骑兵发起冲锋！聂士成立即建议裕禄在炮队继续打炮的同时，放手让步队和马队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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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的建议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影响租界之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其实除了战斗本身外，还有一群人——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他们在攻占炮台后自然是要增援租界的。6月17日当天，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就开始沿着津沽铁路向租界进发，聂士成派出了武卫军前路统领周鼎臣部在军粮城一带建立防线阻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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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方有外援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行“围点打援”，这个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却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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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仅大沽口的美军已经参战（租界里有美国领事，租界联军里也有美军，在租界之战打响后，他们和大清已经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国内的战争法案也已迅速通过），更重要的是，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各国军舰从海上增兵畅通无阻，援军只会越来越多，以天津现有的兵力对比，打不了援，只能尽可能地迟滞他们进入租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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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聂士成的建议——应该趁着援军主力到达之前，向租界发起强攻，果断冲进租界，扣留租界里的洋人为人质，不仅大沽口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以后各国从海上增援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可保（这和后来慈禧在北京进攻使馆区试图扣留洋人为人质的想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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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有发动冲锋才能让天津的战局明朗，才能将战斗带入真正的高潮，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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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裕禄同志似乎“怯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认为租界中洋人死伤还不大，而且他们也有炮，此时还不能发动冲锋，要保存军队的人数，保存实力，免得将来被动挨打。裕禄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还能对着洋人冲上去，竟然还有能跟洋人拼刺刀的能力。在聂士成的坚持下，裕禄终于命令军队“冲锋”了，不过冲上去的是义和拳民，正规军仍然在后方优哉游哉地打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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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您只打炮，不冲锋，没高潮，如何能解决战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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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民没有有效武器，“冲锋”很轻易就被租界联军打退，而军粮城一带防线越来越吃紧，聂士成不得不亲自前往军粮城指挥阻截战，一直到6月20日，兵力越来越多的大沽口联军发动了多次进攻，然而始终没有突破聂士成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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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租界这边的战斗，聂士成十分焦急，他知道留给裕禄攻进租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此时不强攻，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强攻，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的裕禄仍然没有清醒过来，他在进行一件对他无比重要的事——写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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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聂士成可以只从战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裕禄是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要向朝廷和慈禧报告的，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难题：如何把大沽口以及天津的这一切向慈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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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汇报战况：裕禄写奏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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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就已经感觉到了脑袋上的顶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职，但裕禄虽然指挥战斗的能力一般，对处理这样的“危机”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难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将事故上报给领导（慈禧），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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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立即给慈禧发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相信我们还记得，裕禄同志在这道奏折里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只告诉慈禧：他收到了“杜士兰照会”，大沽口外的联军向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强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后他报告了一阵天津的兵力空虚，希望朝廷赶快派兵接应（“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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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最关键，也是对慈禧的决策最重要的信息——洋人是否已经开战，炮台还在不在守军的手里？裕禄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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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当然不能说。根据租界方面的记录，炮台失陷的消息在17日上午就已经传到了租界（租界联军才因此主动出击），裕禄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应该派个侦察兵了解清楚情况后再迅速续报给慈禧。但裕禄需要的就是对大沽口的“不知情”，其实如果不是这天杀的洋人将一份什么照会送过来，裕禄倒是宁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最好悄无声息地就把大沽口给占了，这样他顶多是个“失察”的责任。而洋人却偏偏将他拖下了水，于是裕禄只好先硬着头皮写了这一封奏折，但给朝廷报告重大事故嘛，不能一上来就讲明白的，一讲明白慈禧就不会紧张了，就会立即怪罪到裕禄头上，裕禄需要的是要将大沽口的情况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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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6月18日、19日，裕禄再无写给慈禧的奏折，尽管此时的慈禧在皇宫已经是望眼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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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在有充分的时间能够混淆之后，裕禄才给慈禧写了第二封长长的奏折——《接仗获胜折》。他把第一封奏折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封奏折里一并说了。而这道奏折堪称“名篇”，不仅“保”裕禄绰绰有余，还是可用于官场逃避问责、诉苦表功的示范性教程，皆是欺上瞒下、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之必备读物。请大家来看一下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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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我不是在6月17日报告了我接到了杜士兰外交照会，大沽口外联军发最后通牒给罗荣光、欲占炮台，我请旨要求朝廷派援军吗（你们为何不派）？我刚报告完，旋又（注意）接到罗荣光也派快马前来报告他接到了“最后通牒”一事。随后（注意）又接到罗荣光的第二封报告，报告说洋人首先开炮进攻，他正率领守兵竭力抵抗，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洋人既已经在大沽发动战事，天津的防务必然十分要紧，于是我马上（注意）命令天津驻军做好各项军事准备。天津的兵力还是比较少啊（再强调一下），而在天津的拳民已经不下3万人，现在紧急备战。这是一支很好的利用力量，形势所迫，我就不得不先暂时招抚以应急，于是我亲自接见义勇的首领，办理此事（由于此时义和拳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还没有真正成为“义和团”，于是特意将他“私自”联合义和拳的情况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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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办理此事之时，接到报告，有一部分洋兵从大沽口坐火车北上试图进犯天津，洋兵率先开炮，我军阻截（洋人果然来犯津了，证明了之前加强天津防卫的必要性，并且说明天津的战斗也是“衅自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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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租界里洋军分路出击，我亲率各军和拳民竭力进攻租界，军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一直激战到19日，我军获胜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谓“获胜在望”，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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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负责阻截大沽口北上之军的聂士成商量，准备一鼓作气先攻下租界，然后全力接济罗荣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里，电报不通，那边的情况如何，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听说弹药库被炸，危急的情况可想而知。不料又听说西摩尔联军正在回撤天津，看来，我又不得不派出军队前往防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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