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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就是这些天洋人首先开衅、我接仗获胜，并现在筹划防守的实在情形。虽然我军民心极固，军气甚扬，但以天津现有兵力，以一敌八，军事万分棘手，请调拨大军，星夜赴津增援。我把这个战时报告发给领导，听候指示，纵有千难万难，奴才唯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一句话总结：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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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经失陷了，而在裕禄同志20日这封奏折里，他大谈特谈的仍然是他如何保卫天津，如何英勇地领导租界之战，他比上一封奏折“进了一步”的只是告诉慈禧战斗已经打响，但竟然还是没有告诉慈禧炮台已经失陷的事实（裕禄最终是在第二天——21日才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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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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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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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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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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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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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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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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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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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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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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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原来，帝国是没有理科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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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务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务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后者是技术型人才，有志于成为政务官的人，自然要让他的政治理想和纲领接受老百姓的检验，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来，有志于成为事务官的人更加可贵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官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够让那些政治家的“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落到实处，转化为真正的数据，经受细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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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间失去电报联络之后，慈禧并没有派出几个她信任的人来天津了解情况。不过，如果这个朝廷一品大员、“天下第一督”的裕禄都无法让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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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在裕禄写第二封奏折的当天，西摩尔军从杨村开始往天津方向溃退，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在回撤之后，不知裕禄大人是不是他那个“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发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军粮城防线的聂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尔军！对于裕禄这道命令，聂士成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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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虽然理论上说一支敌军进入天津确实会对天津的防务构成“威胁”，但战场上的情况是要具体分析的。想想看吧，西摩尔军是退入天津的，后面还有广大拳民在追着打，溃退之师虽不足为惧，但溃军的逃命能力也是很强的，你要真正去打他们，除非事先设有埋伏，否则就会变成耗时耗力的追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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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观天津这边，裕禄在围攻租界但还没有拿下（这是重点），聂士成在军粮城苦苦地阻截大沽口援军。此时分兵正为兵家之大忌，一旦分兵，大沽口援军必然会突破防线，增援租界，接下来租界之围必然也会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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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聂士成的观点还是那个：既然已经包围了租界，就要先拖住大沽口援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攻进去，只要搞定了租界，不管是西摩尔军，还是大沽口联军，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清军目前最需要一场实际上的战果，所谓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骂他三月，不如砍他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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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彻底火了：到底你是总督还是我是总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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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无奈了。朝廷向来是以文御武，文臣指挥武将，当然降低了武将“谋反”的可能，而另外的结果也就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裕禄的考虑其实又是他多年的官场生涯的反应：在他的眼里，得知西摩尔大军回撤天津的消息，就意味着天津的地面上从此又要多出一支洋人的部队，这是比较“可怕”的。至于聂士成说他们是溃退之师，那就正好可以让聂士成去灭了他们嘛，刚刚才向慈禧报告了租界“获胜在望”，如果能再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这又是奇功一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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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怯战之外，裕禄同志还有一种贪多求全的心理，而有时候贪多求全，正是一种无法真正面对的胆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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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聂士成一直以听令为军人的天职，他不会抗命，也不会阳奉阴违，他只好重新布置军粮城防线，告诉士兵：不论有多困难，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阻截大沽口联军，如果无法阻截，就想办法拖住他们，只要再争取几天的时间，估计总督大人总会清醒过来的，总会攻进租界，拿下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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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这些工作后，聂士成率领少部分兵力向西摩尔军方向出发了。裕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道命令，即将把天津的战局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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