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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戴金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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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臣中，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最倚重也最防范的人，也是晚清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慈禧倚重的是他的实力和能力，防范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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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义兴起的苗头是在19世纪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八旗军已不堪用，朝廷靠地方团练得以平乱，地方的军事实力露出头角。那时候，朝廷还能限制这股力量。随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就开始为地方乡绅呼号，全国近200万没有官职、功名不高或无功名的下层绅士也想参政，苦于没有渠道，万马齐喑究可哀，然而朝廷只能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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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朝廷一下子乱了阵脚，地方团练连带着乡绅再次成为平叛的主力。地方督抚自行招募军队，任命官吏。为解决军费，地方上开始征收厘金。这样地方上的军权财权人事任命权都有了。等到叛军被平定，有湘淮军背景的地方督抚已经占到全国督抚的一半以上。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核心地带的要职长时间被有军方背景的人控制着——地方主义已经尾大不掉，反过来成为朝廷内部最大的隐患和威胁。终其晚清50年，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是越来越恶化。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内最大的推力就是地方主义。后来的军阀割据混战，也是这种情形膨胀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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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洋务运动。这一运动喊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富强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是顶金帽子，很沉重，很光彩。凡是戴过这顶帽子的人，都是近代化的功臣。几乎所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曾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从林则徐、魏源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到孙中山、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毛泽东。只要是在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一定会面临这一问题，也一定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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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清廷当中戴这顶帽子时间最长、干活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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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李鸿章72岁，已为帝国服务了近半个世纪。当年二月，他获得朝廷赏赐三眼花翎，为汉人之首。五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他的生日广告。他当时的头衔很多，主要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着大清环渤海湾地区的海陆军，其中北洋舰队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七。当然，这种排名的主要标准是吨位，而不是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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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等人举起富强的旗帜，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就是朝廷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如前文所述，因为考虑的问题和屁股的位置差异，帝国的近代化历程不但没有因为一批实权派官僚的觉醒而加快速度，反而变得步履蹒跚。在慈禧太后既利用又防范的原则下，李鸿章的近代化事业注定搞不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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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人，尽管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但目的地大相径庭。要搞中央集权，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就要削权；要尽力搞近代化，中央就应该充分放权，让李鸿章他们放手去搞。这两个都不可能，李鸿章他们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力，太后也不会放权。慈禧活着的时候，中央还能在威势上压住地方，地方的督抚还能表示对朝廷的忠诚。慈禧一死，清廷无人能压住阵脚，一群亲贵如权力的蝗虫到处抢食物，政治形势极为混乱。像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已经不被掌控，朝局很快失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空前激化，还连带产生了满汉矛盾。士绅们认为富强搞不成，是因为满人政权太腐败无能，换成汉人就可以了。在这种逻辑下，最终改革变成了革命，清廷也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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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李鸿章一生的辉煌走到尽头。清日战争，如一场暴雨，把李鸿章的资本摧毁的同时，也把大清国的体面打得灰飞烟灭。李鸿章苦心裱糊的屋子，霎时露出千疮百孔。外国人一看，原来似乎庞大的帝国竟是纸糊的！从前的“友邦”迅速扯掉斯文的伪装，变成一群恶狼，争相扑了上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起来，安全感与尊严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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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李鸿章不愿卷入的战争。他不想打这一仗，原因有三：一是这一年是太后的六旬万寿，开战会冲掉喜气，太后会不高兴；二是他很清楚麾下的北洋舰队与淮军无力与日本军队抗衡，一旦开战，他的政治资本会输得精光；三是他寄希望于英法俄诸国，一厢情愿地觉得这些国家可以帮清廷调解，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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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之前，袁世凯病了，病得很厉害，无法处理日常事务。一切工作由他的副手兼密友唐绍仪代理。事实上，即使他不生病，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尽管他在朝鲜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急剧恶化的局势已然失控，连他的老上级李鸿章都没有应对的办法。袁世凯觉得待在朝鲜已经无所作为。他多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申请，要求解职回国。由翁同龢掌控的总理衙门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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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本向朝鲜增兵之前，袁世凯建议，对日本使用强硬手段，趁日本人立足未稳，一举击败他们，而后寻求外交解决。李鸿章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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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李鸿章已暮气沉沉，不复当年的豪气，因循苟且。再加上他有一点老天真，明知战事不可避免，还不充分准备；明知无法打赢，却不敢对朝廷大胆明言。战争已经爆发，他却一味避战，左躲右闪，希望能让清廷各方满意，最后落得一个最坏的结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谁也不愿意谅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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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时，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无论是对日本还是俄国。这两国都恨透了他。袁世凯感到生命时时有危险。不得已，他只得求助于李鸿章。1894年8月4日，李鸿章派他任平壤中国军队的军需官。还未来得及上任，他就得知平壤已陷落。此后，他随军一路败退，心中油然生出一个想法：一定要训练出一支能战敢战的近代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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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局已定，出来收拾残局还得是李鸿章。原本他顶着金帽子，现在却要背黑锅，受尽朝臣愤青的冷眼恶言，还要遭世人唾骂。李鸿章在日本被人刺杀，子弹打中脸颊。几乎是靠着这颗子弹，清廷少赔了一亿两。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只能是唾面自干，打掉牙和血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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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走“上层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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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对孙中山来说，是关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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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孙中山很有些纠结——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挣扎。孙中山后来将这两种方式称为“从地方革命”与“从中央革命”。这是孙中山的阐述，就像他从来不愿提曾经上书李鸿章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阐述并不是十分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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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官方传记里声称，这次上书有另外一个目的：窥探清廷的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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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中山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从那些描述孙中山的官方资料里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国忧民、大公无私，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的革命家形象。但真实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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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距离他毕业已有近两年。他的行医生涯并不成功，而且这个职业又远远无法承载他远大的理想。但因此就认定他决定投身革命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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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革命说说容易，做起来太难，且代价必定很惨重。谁都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的，不光自己脑袋不保，连亲友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这绝不是换个工作那么简单。如果孙中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正常人，他肯定会有多番考虑，也一定会有挣扎。虽然他的官方传记中没有任何描述显示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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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书李鸿章的过程充分证明了他曾经有过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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