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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让出位子，头一个原因是厌恶翁同龢。两人的结怨，与咸丰年间的一件往事有关。当时太平天国横断江南，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历练。翁的哥哥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在处理团练首领苗沛林的事情时失当。因翁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帝的状元老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深得皇帝信任，而他的另一个儿子翁同龢也是状元，可谓门第显赫。众人碍于这一层关系都不敢参劾。曾国藩忍无可忍，让人拟稿参劾，写了好几稿都不满意，很是着急。曾最后觉定让李鸿章试试。没想到，他一出手就老辣异常，其中说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就让皇帝不便袒护，想辩解的人们也不便启口。这份奏折显示出李鸿章处理文牍方面的天分，很得曾国藩的赞赏。折子递上去不久，朝廷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拿问。翁同龢就此恨上了曾国藩。因折子出自李鸿章之手，曾国藩死后，转而恨李鸿章，一直与他为难。两人的恩怨纠缠了不下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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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领袖，李鸿章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整个北洋的利益，万万不可轻易言退。这时候的袁世凯并不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翁同龢的权势怎么能和李鸿章比呢？就像后来的瞿鸿基、岑春煊的权势，怎么能和袁世凯比？翁同龢一朝被罢官，便是连根拔起，而李鸿章此时虽是千夫所指，却能死而不僵，以后还能咸鱼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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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场，权力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显权力，一个是隐权力。前者是朝廷明文规定的一个官员拥有的权力，后者由官员通过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规定以外的权力。显权力是官员的面子，隐权力是里子。面子是人前人后让人看得到的。里子是看不到的，是潜在的，但是作用往往不亚于显权力，甚至有时更有用。甲午战败，李鸿章伤了面子，但里子还在，他还拥有很大的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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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权力分成三块，一是军权，二是洋务企业，三是外交。权力的底子是太后对他的信任。甲午战争打掉了他的军权，但洋务企业和外交并没有受损。在此之前，太后对他是防范大过利用，在此之后，是利用大过防范，信任反而进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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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3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甲午之败光绪颇不满鸿章，然实际上慈禧与鸿章仍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洞察是很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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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敌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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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言退，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有安徽人坚毅、豪横、敢作敢为的性格。那是一种可以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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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湖南、安徽、广东。湖南人是骡子性格，倔强，朴实，进取，曾国藩为其代表；安徽人锐气十足，有胆色，敢担当，能求新求变，李鸿章为其首领；广东人敢于冒险，喜欢新东西，敢为天下先，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这三省人，各领风骚数十年，求变求新的趋势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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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骨子里都有舍我其谁、以一人敌一国的霸气，是一路豪杰。即使是讲忠恕之道的曾国藩，他的那篇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以挽救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组织的湘军，灭了洪秀全的国。李鸿章自然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康有为想拿光绪帝做傀儡，取慈禧而代之，他要敌的是慈禧的国。孙中山更是胆大包天，以一人敌整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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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征剿捻军的时候，曾国藩对淮军就表现出了不满意，觉得淮军锐气固然很盛，但少有正统儒家的中正谦和。几仗下来，曾觉得指挥还是有些不顺。制定完征剿战略，曾国藩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将剿灭捻军的重任交给李鸿章。毕竟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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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湘军，淮军将领的文化层次要低一些。如刘铭传入淮军前曾做过土匪，张树声只是个秀才。而湘军大将如罗泽南、刘蓉等都是理学家，学问底子很厚。从另外一面看，湘军将领身上传统的负担要重一些，很快就暮气沉沉，而淮军依然锐气十足。如果说李鸿章与曾国藩都属于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人物，那么曾应更偏于义理，而李更偏于事功。正因如此，淮军才能勇于求新求变，总有变革的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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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继湘军而起。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部分解散。而淮军大部分则保留下来，继续平捻。他们最早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训练时，改习洋操。直到庚子年，当李鸿章生命走向终结时，淮军后劲聂士成依然很有战力。他的部队就是用德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淮军在战斗中勇猛杀敌，就任地方官，也能勇于任事，力倡改革。如刘铭传、张树声，他们不是起于行伍，不是学究，没有道学气，后来一个在台湾修铁路办学校，一个要求学习西人根本，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这样不但不能富强，反而失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李鸿章有不同的看法，敢于与李鸿章争论，敢于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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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拥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合肥精神”。李鸿章是他们的领袖，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以李鸿章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就形成了。这是地方主义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晚清政局内轻外重的格局，从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为开始，以李鸿章的淮军为标志，以袁世凯的新军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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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遇事总想着谦和退让，而李鸿章从不言退。在曾的眼中，名节比事功更重要。李鸿章不这样看，在他眼里，名节是要用事功来证明的。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对名节概念更为淡薄。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位权臣的个人德行上讲，肯定是呈递减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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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事风格上讲，曾李两人很像，每天的工作一定要做完，不留到第二天，饮食起居有规律。他在总署办公时，每天按时到，工作很勤奋，据说这成为他后来被免职的原因。在总署，每次起身时，他伸伸胳膊，就动脚穿靴，一手穿袍，服侍的人不敢一刻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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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洋人，曾国藩讲究以诚服人。李鸿章则说对洋人要打痞子腔。李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八。每见洋人，他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弄得洋人很不自在，场面有些尴尬。据他说，这样可以把洋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总喜欢问洋人是否富有。他认为这是很西化的礼节，相比之下，东方的君子是不言利的。只是不少老外也被他问得很尴尬。在西方，个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年龄一样，属于个人隐私，不能随便问的。陪同的外交人员总会解释：李鸿章的问法在大清国是一种很有礼貌的问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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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李鸿章的气焰一下子被国内外的敌人打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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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他由国家柱石一下子成了落水狗，由一个军政强人变成了企图空手套白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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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的外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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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李鸿章而言，办外交实际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国防的延伸，就像他经营朝鲜是出于保卫清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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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建立一个环渤海防线，保持大清朝廷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两次鸦片战争，外国的舰队都打到大沽口，他希望那样的局面不会再有。甲午战争，把他几乎所有的经营都砸碎了。人们都知道海军之败，其实陆军败得更惨，也更可耻。李鸿章原定的海陆相应的策略最后沦落成陆上牵制海军，让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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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鸿章几乎掌控了清廷的外交。他掌控外交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影响慈禧太后，来掌控外交政策；二是清廷驻各国大使大部分出自北洋幕府，能具体落实李鸿章的主张，也能及时反映各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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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搞外交，总想以夷制夷，最后为夷所制，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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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的签订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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