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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让出位子,头一个原因是厌恶翁同龢。两人的结怨,与咸丰年间的一件往事有关。当时太平天国横断江南,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历练。翁的哥哥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在处理团练首领苗沛林的事情时失当。因翁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帝的状元老师,时任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深得皇帝信任,而他的另一个儿子翁同龢也是状元,可谓门第显赫。众人碍于这一层关系都不敢参劾。曾国藩忍无可忍,让人拟稿参劾,写了好几稿都不满意,很是着急。曾最后觉定让李鸿章试试。没想到,他一出手就老辣异常,其中说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就让皇帝不便袒护,想辩解的人们也不便启口。这份奏折显示出李鸿章处理文牍方面的天分,很得曾国藩的赞赏。折子递上去不久,朝廷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拿问。翁同龢就此恨上了曾国藩。因折子出自李鸿章之手,曾国藩死后,转而恨李鸿章,一直与他为难。两人的恩怨纠缠了不下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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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作为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领袖,李鸿章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整个北洋的利益,万万不可轻易言退。这时候的袁世凯并不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翁同龢的权势怎么能和李鸿章比呢?就像后来的瞿鸿基、岑春煊的权势,怎么能和袁世凯比?翁同龢一朝被罢官,便是连根拔起,而李鸿章此时虽是千夫所指,却能死而不僵,以后还能咸鱼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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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场,权力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显权力,一个是隐权力。前者是朝廷明文规定的一个官员拥有的权力,后者由官员通过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规定以外的权力。显权力是官员的面子,隐权力是里子。面子是人前人后让人看得到的。里子是看不到的,是潜在的,但是作用往往不亚于显权力,甚至有时更有用。甲午战败,李鸿章伤了面子,但里子还在,他还拥有很大的隐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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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权力分成三块,一是军权,二是洋务企业,三是外交。权力的底子是太后对他的信任。甲午战争打掉了他的军权,但洋务企业和外交并没有受损。在此之前,太后对他是防范大过利用,在此之后,是利用大过防范,信任反而进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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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3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甲午之败光绪颇不满鸿章,然实际上慈禧与鸿章仍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洞察是很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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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敌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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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言退,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有安徽人坚毅、豪横、敢作敢为的性格。那是一种可以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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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湖南、安徽、广东。湖南人是骡子性格,倔强,朴实,进取,曾国藩为其代表;安徽人锐气十足,有胆色,敢担当,能求新求变,李鸿章为其首领;广东人敢于冒险,喜欢新东西,敢为天下先,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这三省人,各领风骚数十年,求变求新的趋势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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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骨子里都有舍我其谁、以一人敌一国的霸气,是一路豪杰。即使是讲忠恕之道的曾国藩,他的那篇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以挽救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组织的湘军,灭了洪秀全的国。李鸿章自然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康有为想拿光绪帝做傀儡,取慈禧而代之,他要敌的是慈禧的国。孙中山更是胆大包天,以一人敌整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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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征剿捻军的时候,曾国藩对淮军就表现出了不满意,觉得淮军锐气固然很盛,但少有正统儒家的中正谦和。几仗下来,曾觉得指挥还是有些不顺。制定完征剿战略,曾国藩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将剿灭捻军的重任交给李鸿章。毕竟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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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湘军,淮军将领的文化层次要低一些。如刘铭传入淮军前曾做过土匪,张树声只是个秀才。而湘军大将如罗泽南、刘蓉等都是理学家,学问底子很厚。从另外一面看,湘军将领身上传统的负担要重一些,很快就暮气沉沉,而淮军依然锐气十足。如果说李鸿章与曾国藩都属于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人物,那么曾应更偏于义理,而李更偏于事功。正因如此,淮军才能勇于求新求变,总有变革的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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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继湘军而起。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部分解散。而淮军大部分则保留下来,继续平捻。他们最早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训练时,改习洋操。直到庚子年,当李鸿章生命走向终结时,淮军后劲聂士成依然很有战力。他的部队就是用德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淮军在战斗中勇猛杀敌,就任地方官,也能勇于任事,力倡改革。如刘铭传、张树声,他们不是起于行伍,不是学究,没有道学气,后来一个在台湾修铁路办学校,一个要求学习西人根本,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这样不但不能富强,反而失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李鸿章有不同的看法,敢于与李鸿章争论,敢于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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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拥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合肥精神”。李鸿章是他们的领袖,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以李鸿章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就形成了。这是地方主义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晚清政局内轻外重的格局,从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为开始,以李鸿章的淮军为标志,以袁世凯的新军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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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遇事总想着谦和退让,而李鸿章从不言退。在曾的眼中,名节比事功更重要。李鸿章不这样看,在他眼里,名节是要用事功来证明的。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对名节概念更为淡薄。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位权臣的个人德行上讲,肯定是呈递减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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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事风格上讲,曾李两人很像,每天的工作一定要做完,不留到第二天,饮食起居有规律。他在总署办公时,每天按时到,工作很勤奋,据说这成为他后来被免职的原因。在总署,每次起身时,他伸伸胳膊,就动脚穿靴,一手穿袍,服侍的人不敢一刻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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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洋人,曾国藩讲究以诚服人。李鸿章则说对洋人要打痞子腔。李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八。每见洋人,他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弄得洋人很不自在,场面有些尴尬。据他说,这样可以把洋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总喜欢问洋人是否富有。他认为这是很西化的礼节,相比之下,东方的君子是不言利的。只是不少老外也被他问得很尴尬。在西方,个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年龄一样,属于个人隐私,不能随便问的。陪同的外交人员总会解释:李鸿章的问法在大清国是一种很有礼貌的问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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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李鸿章的气焰一下子被国内外的敌人打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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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他由国家柱石一下子成了落水狗,由一个军政强人变成了企图空手套白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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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的外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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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李鸿章而言,办外交实际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国防的延伸,就像他经营朝鲜是出于保卫清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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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建立一个环渤海防线,保持大清朝廷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两次鸦片战争,外国的舰队都打到大沽口,他希望那样的局面不会再有。甲午战争,把他几乎所有的经营都砸碎了。人们都知道海军之败,其实陆军败得更惨,也更可耻。李鸿章原定的海陆相应的策略最后沦落成陆上牵制海军,让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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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鸿章几乎掌控了清廷的外交。他掌控外交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影响慈禧太后,来掌控外交政策;二是清廷驻各国大使大部分出自北洋幕府,能具体落实李鸿章的主张,也能及时反映各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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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搞外交,总想以夷制夷,最后为夷所制,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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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的签订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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