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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权臣靠实力实行相对和平的政权过渡。如王莽、曹操、刘裕、赵匡胤等等，有武力为后盾，不需要大规模的战争，政权机器基本沿袭原有的。这种方式打破了上古传说的禅让制谎言。曹丕在当上皇帝后感慨地说：“我今天总算是明白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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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同一朝代内的父子兄弟之间的承继。这种承继基本是和平的，就算有纠纷也是小规模的。比如像玄武门之变，像康熙时代的皇子之争等等。前者是太子的权力和能力受到怀疑，非继承人的权力太大，已经失控，导致兄弟之间的惨剧。后者是老皇帝在位时间太长，太子不能安其位，导致诸子之间的争斗。帝国时代，凡皇帝在位时间太长，都会出现继承人不安其位的情况。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唐玄宗与皇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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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类型的最高权力交接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没有武力，一切都免谈。就算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在流血之后，各方利益集团无力压倒对方，彼此妥协的结果。倘若有一方，武力占了绝对优势，战争就必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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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最高权力，首要条件是获得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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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没有一兵一卒。兵权始终掌握在慈禧手中。相对贴心的大臣，只有一个翁同龢。翁也没有兵权。翁的周围，团结了几个年轻的名士，如文廷式、志锐等人，写诗作对都是高手，好为大言，实事恐怕也做不了。但也只有这些人是诚心诚意帮助皇帝的。他们鼓励皇帝掌权，但除了上一些让慈禧生气的折子，跟这位老佛爷讲讲道理，他们也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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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直脚踩两只船——慈禧和光绪。当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是肃顺的政敌，肃顺被清除，翁心存得以复官。他一向被认为是太后一党的。他做了光绪的老师，自然也会心向学生。这样他自认为成了调解双方的重要人物。等弄好了这份差事，他还不忘趁机报复一下李鸿章。像这样的领袖，能为这个徒有其名、虚有其表的帝党带来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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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皇帝实在是太可怜，他只能依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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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批读书人进入了光绪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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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和士绅们掀起的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显得很突出。他们上书要求迁都、再战、变法，豪情满怀，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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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给两个人带来了希望，一个是光绪帝，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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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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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受刺激的中国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不少重臣和“太子党”都要求改革。这是公车上书后国家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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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臣中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陶模、陈宝箴、李端芬、张荫恒等都是要求改革的。太子党如沈瑜庆（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徐仁铸（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等，都是重臣之后，青年才俊，感于国事日衰，有发奋图强之热心。如果康有为能够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变法的形势在乙未年便可以开始。这时候的慈禧很有些慌张。毕竟国家弄成这样，臣子们要求变法图强，这是很可理解的。强学会当时的势头就很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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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有为认为他的那一套想法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他以那套理论作为法宝来打压所有想法不同的人。他先是拒绝了李鸿章的加入。我们无法知道他拒绝手握重权的李鸿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整个支持改革的北洋派便成了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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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倡导要保国保教，所保的教是儒教。这是想模仿基督教的做法，他想成为中国的教皇。这自然是当时的读书人不能接受的。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本来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后来的诸多维新派报纸、学会，张之洞都有赞助。但康有为狂傲到想取孔子而代之时，张自然无法接受。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张在地方任督抚近20年，威望极高。他“自立门户”讲新政，拉走了一大批的士绅。实力派里面要求变革的，几乎都不站在康有为这边。剩下的是顽固派里的掌权人物，他们视康有为为钉子，一定要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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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西学修养其实很有限。当时西学大有成就的是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与郭嵩焘是忘年交。但严复性格孤傲，脾气很坏，总是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上眼。在北洋严复一直无人提携，很不得志。严复感甲午之败的危机，办《国闻报》，鼓吹学习西人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是康有为的盟友，但康有为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倒是康的弟子梁启超把严复当老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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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喜欢抽大烟，平日又没什么收入，弄得经济紧张。友人蒯礼卿借了3000元给他，他总是还不了，最后把自己的译著交给蒯礼卿，充作银子还债。这译著里有一本是《天演论》，本是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大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翻译出来，加上自己的按语。刻印出来之后，风行一时，物竞天择的理论，震动了国人。后来赫赫有名的鲁迅、胡适都受到影响。据传闻，慈禧与光绪也读到了这本书。严复实在是维新思想的宣传者。但实际做事，他也不在康有为的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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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强学会就分裂了，一部分“太子党”纷纷撤出，一些稳健的读书人也离开了。等到杨崇伊的参劾折子上去，上谕下来，强学会就被取缔了。本有的变法的好形势、好机会，很快就丧失了。从此时便可以知道，康有为实在不是可以成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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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改革的官员们自己找块地方开始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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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情况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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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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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新政本与维新派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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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甲午的刺激，1896年，冬天，一群倾向于革新政治的帝国官员机缘巧合聚集到湖南准备变革。一时风云际会，湖南的条件实在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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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甲午期间是直隶布政使，很能干，也很想做事，国家的弊病尽在眼中。《马关条约》签署后，陈宝箴对李鸿章有很多批评，但他是从实际做事的角度，与清流派有根本的区别。得到湖南巡抚的位子，陈宝箴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儿子陈三立也放弃京官追随他。陈氏父子是湖南新政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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