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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权臣靠实力实行相对和平的政权过渡。如王莽、曹操、刘裕、赵匡胤等等,有武力为后盾,不需要大规模的战争,政权机器基本沿袭原有的。这种方式打破了上古传说的禅让制谎言。曹丕在当上皇帝后感慨地说:“我今天总算是明白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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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同一朝代内的父子兄弟之间的承继。这种承继基本是和平的,就算有纠纷也是小规模的。比如像玄武门之变,像康熙时代的皇子之争等等。前者是太子的权力和能力受到怀疑,非继承人的权力太大,已经失控,导致兄弟之间的惨剧。后者是老皇帝在位时间太长,太子不能安其位,导致诸子之间的争斗。帝国时代,凡皇帝在位时间太长,都会出现继承人不安其位的情况。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唐玄宗与皇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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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类型的最高权力交接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没有武力,一切都免谈。就算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在流血之后,各方利益集团无力压倒对方,彼此妥协的结果。倘若有一方,武力占了绝对优势,战争就必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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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最高权力,首要条件是获得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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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没有一兵一卒。兵权始终掌握在慈禧手中。相对贴心的大臣,只有一个翁同龢。翁也没有兵权。翁的周围,团结了几个年轻的名士,如文廷式、志锐等人,写诗作对都是高手,好为大言,实事恐怕也做不了。但也只有这些人是诚心诚意帮助皇帝的。他们鼓励皇帝掌权,但除了上一些让慈禧生气的折子,跟这位老佛爷讲讲道理,他们也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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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直脚踩两只船——慈禧和光绪。当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是肃顺的政敌,肃顺被清除,翁心存得以复官。他一向被认为是太后一党的。他做了光绪的老师,自然也会心向学生。这样他自认为成了调解双方的重要人物。等弄好了这份差事,他还不忘趁机报复一下李鸿章。像这样的领袖,能为这个徒有其名、虚有其表的帝党带来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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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皇帝实在是太可怜,他只能依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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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批读书人进入了光绪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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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和士绅们掀起的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显得很突出。他们上书要求迁都、再战、变法,豪情满怀,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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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给两个人带来了希望,一个是光绪帝,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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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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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受刺激的中国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不少重臣和“太子党”都要求改革。这是公车上书后国家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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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臣中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陶模、陈宝箴、李端芬、张荫恒等都是要求改革的。太子党如沈瑜庆(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徐仁铸(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等,都是重臣之后,青年才俊,感于国事日衰,有发奋图强之热心。如果康有为能够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变法的形势在乙未年便可以开始。这时候的慈禧很有些慌张。毕竟国家弄成这样,臣子们要求变法图强,这是很可理解的。强学会当时的势头就很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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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有为认为他的那一套想法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他以那套理论作为法宝来打压所有想法不同的人。他先是拒绝了李鸿章的加入。我们无法知道他拒绝手握重权的李鸿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整个支持改革的北洋派便成了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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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倡导要保国保教,所保的教是儒教。这是想模仿基督教的做法,他想成为中国的教皇。这自然是当时的读书人不能接受的。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本来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后来的诸多维新派报纸、学会,张之洞都有赞助。但康有为狂傲到想取孔子而代之时,张自然无法接受。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张在地方任督抚近20年,威望极高。他“自立门户”讲新政,拉走了一大批的士绅。实力派里面要求变革的,几乎都不站在康有为这边。剩下的是顽固派里的掌权人物,他们视康有为为钉子,一定要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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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西学修养其实很有限。当时西学大有成就的是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与郭嵩焘是忘年交。但严复性格孤傲,脾气很坏,总是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上眼。在北洋严复一直无人提携,很不得志。严复感甲午之败的危机,办《国闻报》,鼓吹学习西人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是康有为的盟友,但康有为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倒是康的弟子梁启超把严复当老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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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喜欢抽大烟,平日又没什么收入,弄得经济紧张。友人蒯礼卿借了3000元给他,他总是还不了,最后把自己的译著交给蒯礼卿,充作银子还债。这译著里有一本是《天演论》,本是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大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翻译出来,加上自己的按语。刻印出来之后,风行一时,物竞天择的理论,震动了国人。后来赫赫有名的鲁迅、胡适都受到影响。据传闻,慈禧与光绪也读到了这本书。严复实在是维新思想的宣传者。但实际做事,他也不在康有为的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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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强学会就分裂了,一部分“太子党”纷纷撤出,一些稳健的读书人也离开了。等到杨崇伊的参劾折子上去,上谕下来,强学会就被取缔了。本有的变法的好形势、好机会,很快就丧失了。从此时便可以知道,康有为实在不是可以成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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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改革的官员们自己找块地方开始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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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情况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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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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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新政本与维新派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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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甲午的刺激,1896年,冬天,一群倾向于革新政治的帝国官员机缘巧合聚集到湖南准备变革。一时风云际会,湖南的条件实在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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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甲午期间是直隶布政使,很能干,也很想做事,国家的弊病尽在眼中。《马关条约》签署后,陈宝箴对李鸿章有很多批评,但他是从实际做事的角度,与清流派有根本的区别。得到湖南巡抚的位子,陈宝箴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儿子陈三立也放弃京官追随他。陈氏父子是湖南新政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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