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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善变的性格与善变的思想表里呼应。在孙中山与康有为之间的权衡，他马上就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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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梁启超拜访了孙中山。出于对朋友的尊重，他重申了自己的想法，依然是要联合革命的。现在离开，实在是师命难违。孙中山也能理解，向梁介绍了檀香山兴中会多名老友，其中包括自己的哥哥孙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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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梁启超来到檀香山很快就建立了保皇会。他对外声称，保皇派也赞成革命，两派的宗旨是一致的。兴中会会员纷纷加入保皇会。脆弱的友谊和承诺，都抵不过老师的命令。权力的诱惑也使他无法拒绝。不久，梁启超就让保皇的势力压倒了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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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这块孙中山最早的根据地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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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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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保皇与革命两派势不两立，再无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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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此前孙中山的挣扎和康有为的傲慢种种迹象中，早就可见两派合作破裂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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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梁遭朝廷通缉，得英、日两国朋友的帮助，逃到日本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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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前去慰问，谈到两派合作的事。日本友人也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并促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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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两次约见，康有为都拒绝了。与此同时，康似乎更愿意与兴中会的杨衢云、谢缵泰谈论合作的事。杨、谢二人正好借此来作为对抗孙中山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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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增加了孙中山对康有为的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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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声称自己有光绪帝的密诏，号召他到海外继续变法事业，招兵买马，以待勤王。无论如何，他不能背叛圣主。他认为光绪帝的圣明空前绝后，只要光绪帝掌权，中国一定能富强。不久，他俨然以帝师自居。在他眼里，满口暴力排满的孙中山，自然不配与他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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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傲慢也引来不少日本政要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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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中山自1897年从欧美来到日本，经过伦敦蒙难，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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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流行着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宣传的是亚洲的黄种人应该联合起来，把白种欧洲人赶出去。日本自然想做亚洲的领导者。他们希望在中国寻找持相同政见的反对派，好为己所用。日本的民间组织如黑龙会、玄洋社等，都肩负着联络或扶植这种势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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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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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兴中会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势力。日本人希望能帮助他。刚好当时的华侨子弟学习传统文化很有困难，于是在日本的中国商会想成立一所学校，让孙中山来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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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在甲午年就和康有为有接触，认为兴中会内部缺少担任教职的人才，而康有为的草堂弟子个个饱读诗书，是较为理想的人选。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希望梁启超能来任总教习，借此或许可以促成两派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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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办学的事，康有为是支持的。只是当时梁启超正做《时务报》的主笔，忙得抽不开身。康推荐弟子徐勤等人前往，并且将孙中山定的“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还亲自题写了校名。孙中山虽有些许不快，但也接受了这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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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以犬养毅为校长，徐勤为总教习，康门弟子和部分兴中会会员担任教员，很快就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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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是两派合作的成果，是联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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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孙中山去学校拜会徐勤等人，希望联络一下感情。刚好看到桌子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孙文到，不接待”的字样。孙于是质问徐勤，但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这个事件在兴中会及大同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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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孙中山不再去大同学校。两派的第一次合作就这样糟糕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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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照事件的发生让两派的合作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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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属于变法派里的稳健分子。戊戌政变后，他也逃到了日本。他知道康有为手上根本没有什么密诏。而康对外宣称的密诏会进一步恶化光绪与慈禧的关系，会给光绪帝带来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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